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89号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2年8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8月17日

　 （1998年8月15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2年8月17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改）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人工增雨防雹的管理，有效地开发利用云水资源，增强农业防灾减灾及森林火灾预防、扑火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人工增雨防雹是指利用飞机、高炮、火箭等对一定条件下的云进行催化增雨和抑制雹云发展，以减轻干旱、冰雹、森林大火等灾害的活动。

　 第三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工增雨防雹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人工增雨防雹是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工增雨防雹工作的领导，把人工增雨防雹作为农业基础建设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扩大主要干旱区和冰雹多发区、森林火灾防护区的防护面积，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人工增雨防雹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各级气象主管部门是人工增雨防雹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工增雨防雹的规划、计划、组织、协调工作。

　 省农垦、森工、监狱农场等部门的人工增雨防雹工作，由省气象主管部门实行行业管理，接受省气象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空域主管部门、人民武装部、财政、计划、公安、民航、通讯、交通、农业、水利等部门应当配合搞好人工增雨防雹工作。

　 第六条进行人工增雨防雹应当具备相应的指挥及作业人员和各种技术设备。指挥及作业人员应当经县以上气象主管部门组织培训，颁发由省气象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上岗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第七条使用高炮、火箭人工增雨防雹作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适当的天气条件和作业时机；

　 （二）有空域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空域；

　 （三）避开人口稠密区和重要设施；距国境线内10公里以上；

　 （四）在作业现场能与指挥中心迅速取得通讯联系；

　 （五）有具备上岗资格的指挥及作业人员。

　 第八条人工增雨防雹作业站（点）设置，应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或省农垦、森工、监狱农场等部门提前一年向省气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

　 经批准的作业站（点）移动时，所在县（市）气象主管部门应当将作业站（点）所在地的经纬度及地名报省气象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使用飞机、高炮、火箭等人工增雨防雹作业前，必须由要求人工增雨防雹的单位向气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气象主管部门向空域主管部门履行空域申请手续，在批准的空域内、时间内作业；未经批准不得实施作业。

　 第十条有关机场应当根据实施单位提出的飞机增雨作业计划，在空域调配、飞机起飞、降落、备降和地勤保障等方面予以支持和配合。

　 第十一条各级气象主管部门要建立人工增雨防雹指挥系统、通信系统和天气监测预报系统，做到预报准确、严密跟踪、反应快速，联系畅通，不断提高人工增雨防雹的科学性和效益。

　 作业站（点）在作业时，应当采用现代化技术，准确选择作业天气，确定作业时机，记录、搜集整理作业和天气情况等有关资料，进行效果分析，上报作业情况。

　 试验研究所获得的人工增雨防雹成果（含产品），应报省气象主管部门组织审定后，方可推广应用。

　 第十二条人工增雨防雹设备（含自筹经费购置的）由省气象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各市（行署）、县（市）、省农垦、森工、监狱农场等部门所需人工增雨防雹设备（含发射工具、弹药），应当由省气象主管部门向国家指定的生产企业和单位统一购买，经省气象主管部门审查合格后，核发使用许可证。

　 第十三条每年开展作业前，由市（行署）气象主管部门组织对本辖区内的增雨防雹设备，按军械管理的规定进行全面检修或大修。省农垦、森工、监狱农场等部门增雨防雹设备的检修或大修由本部门组织实施。

　 设备的购置、报废、更新由县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和省农垦、森工、监狱农场等部门提前一年提出计划，经省气象主管部门审批后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使用高炮进行人工增雨防雹必须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每个作业站（点）至少安排一名能排除一般故障的炮手负责高炮的日常维护、保养。

　 有故障的高炮、火箭禁止作业。

　 第十五条作业站（点）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应按照标准建设炮库、临时弹药库、炮台，并设有值班室，配备通讯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作业站（点）周围五百米内兴建妨碍作业的建筑物，不得侵占作业场地和设施。

　 第十六条人工增雨防雹炮弹的运输、使用和保管，应遵守有关爆炸物品管理规定。

　 人工增雨防雹炮弹应当存放在当地人民武装部或公安部门批准的专用库房。作业临时使用的炮弹，应当存放在专用的临时弹药库房。

　 对不合格弹药应当按规定销毁。

　 第十七条人工增雨防雹安全工作实行责任制管理。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保障，作业站（点）应当严格执行安全制度，确保作业安全。

　 人工增雨防雹活动中出现人身伤亡事故，经有关部门确定事故原因和责任后，由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处理。

　 因开展人工增雨防雹活动引起的权益纠纷由乡（镇）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协调解决；个人合法权益受损害时，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农村人工增雨防雹经费除省财政补贴的费用外，不足部分应当由市（行署）、县（市）、乡（镇）政府自行解决。

　 需要人工增雨防雹专项服务的森工、农垦、粮食、烟草、保险等单位或家庭农场、果园等承包者，必须提供所需经费和必要条件。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农民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自愿出资发展人工增雨防雹事业。

　 第十九条县以上人民政府投入的人工增雨防雹资金由同级财政和气象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实行专款专用。

　 第二十条作业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一）不遵守操作规程的；

　 （二）使用不合格设备的；

　 （三）未经批准空域擅自作业的；

　 （四）损坏或丢失人工增雨防雹设备的；

　 （五）擅离职守贻误作业时机的。

　 造成损失的，应当视情节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暂时封存所购设备，由气象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除责令拆除所建建筑物外，并处以1000元至2000元罚款。

　 第二十二条气象主管部门负责人工增雨防雹的工作人员和指挥人员玩忽职守、贻误作业时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


浅谈对宪法修改的几点意见

王能干 徐厚清


　　我国现行的宪法颁布于1982年12月4日，后历经三次以“修正案”的方式作出的修改，共有17条条文。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的制定，修改现行宪法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学者普遍认为，现行宪法的某些规定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甚至制约和限制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良性发展。如果宪法不加以适时适当的修改，就无法体现宪法所追求的最高法律价值，更难以指导其他法律调整各项社会秩序，规范各项法律关系。虽然形势的发展有“逼”着宪法修改的趋势，但修改的原因、哪些法律属于宪法的范畴需要加以修改、如何修改宪法却并不仅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否则，盲目修改，只会导致宪法权威的丧失以及对宪法功能的损害，从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下面笔者仅就宪法修改的原因、哪些法律属于宪法的范畴需要加以修改以及如何修改宪法谈谈几点浅薄的意见，与各位学者切磋。

一、关于修改宪法的理由
　　目前绝大多数成文宪法的国家都会在宪法条文中规定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宪法没有规定专门的宪法修改程序，或者直接将宪法称之为“永久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修改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应该说是毋容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不会明确地说，修改宪法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宪法，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修改宪法。从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修改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二是为了弥补宪法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漏洞。用一个词概括来说，就是“拾遗补漏”。因为实际的社会瞬息万变，再高明的立法家也无法预料十年后或者五十年后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面貌，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改变，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和冲突又将如何变化。为了适时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宪法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之必要性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但是这两点理由果真就是修改宪法的最适合的理由吗？笔者认为，修改宪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以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这里的价值目标包括几个层面，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法律方面的目标。当依照现行的宪法所涵盖的指导人们实践的一些规程无法达到这一最高价值目标或者最高价值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会有两种结果的出现。一种结果是对宪法进行修改，另一种情况是对最高价值目标的修正。举例来说，1954年我国制定第一部宪法以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共同纲领》已不能满足和适应国家对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出笼。而到了1975年，“左”的思想肆意横行和泛滥，国家或社会的价值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总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重点，因此，1975年宪法可以说是宪法规定与最高价值目标不重合导致修宪的典型产物。再从宪法具体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看，现在普遍认为修宪时应当增设的“迁徙权”，为什么会在1954年的宪法里规定有这一条而1982年宪法却没有呢？是因为1954年时我国实现“迁徙权”有现实的基础而1982年却没有呢？不是的。主要的原因在于1954年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政治、社会、生活模式下公民可随意选择定居地，是一种追求和向往，而1982年制宪时却认为迁徙权只会导致国家人口大量流动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宪法里规定某一项内容时，并非就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是在宪法里要反映人们的最高价值目标。再如现在很多学者提倡在未来的宪法中增设“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公民应当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应当受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是公民的财产即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应当受到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不去考虑，只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种推理的本身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合法的财产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否都是合法财产呢？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去保护非法的财产呢？第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应当算是一种最高的价值目标，一旦这种价值目标与现行宪法规定不重合时，就必须对宪法予以修改或者对最高价值目标进行修正。而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某个时期并非都是正确的，当错误的价值目标被写进宪法，只会导致混乱的产生。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导致宪法修改的深层次原因不是要对宪法进行“拾遗补漏”，而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而宪法修改的前提就是要审视这种最高价值目标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不适当的修改不如不修，而错误的修改则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严格宪法修改程序的对象应该包括宪法性法律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宪法修改，仅仅停留在修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前提和基础上。即通常据说的严格限制修改宪法、规定宪法修改的主体、程序等一系列内容都只是针对1982年宪法的。笔者认为，严格宪法修改的程序，不应只针对1982年宪法，还应包括宪法性法律。对这些宪法性法律的修改，亦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制，将它们放在同1982年宪法同样的高度来对待。笔者认为主要的理由有：
　　（一）根据一般的理解，我国宪法的源源形式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等。单就宪法性法律而言，它们的效力层次如何定位？是等同于一般的法律，还是高于一般法律、仅次于宪法典或者说等同于宪法典？我们说，规定法律的效力层次，主要目的不在于给法律排座位，评判谁优谁劣，而在于解决一部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内容上的冲突与不协调，以哪一部法律为准则来解决这种冲突和不协调的问题。基于法律的效力层次而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是要审查或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虽然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极少，但毕竟这一问题日渐凸现，有的甚至相当严重。而这里所说的是否合宪中的“宪”是不是单纯的指宪法典呢？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的解释，包括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及其他宪法规范。目前我国的宪法性法律有国籍法、选举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虽然它们和宪法典所规定的内容各自分工不同，后者主要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前者则规定了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重要的原则，但二者所规定的内容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对其他法律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二者的法律效力层次应该是平等的。
　　（二）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遵循严格的程序。因为如前所述，宪法性法律规定了国家重要的制度和原则，对其修改看不重要，实则会隐性地在某些根本性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我国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选举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如将省级人大与全国人大农村与城市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改为“四比一”；乡镇选举委员会交上一级人大常委会领导等。立法机构设计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这了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而如果频繁地对宪法性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即使立法或修改意图是良好的，有时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再如我国宪法规范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而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必须具有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之取得是依据宪法和国籍法等法律的。我们不能说这两部法律中，哪一部的规定就不重要。而如果对《国籍法》中取得公民身份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有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公民身份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其公民权利的实现。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对宪法性法律进行修改，而影响到了宪法的作用。因此说，应当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进行严格的限制。
　　（三）宪法性法律要统领其他法律，其严肃性相当重要。而严格限制对其修改，是稳定其他法律的根基。目前我国宪法性法律的主要修改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笔者认为无不妥之处，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有别于对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序，或者建立起类似于对宪法典的修改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连续性、一贯性和稳定性。

三、宪法修改的内容

　　目前学者对将来进行宪法的修改，主要的争议在于修改的内容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将“三个代表”思想写进宪法，有的认为应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有的认为应对我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修改，建立“大司法”体制，还有的认为要在宪法中完善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在此笔者不多加评论，仅就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谈些意见。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采用了列举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比较简洁明了，缺点在于如果宪法对公民的有些权利没有规定，那么会给实践中执行部门法时带来许多困难。因此，多年来学者普遍要求在宪法在对公民的权利给予更多详尽规定的同时也应留有一定的空间，以免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宪法规定存在空白时，法律疏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于未来修宪时应当增加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应当增加“无罪推定”的原则，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当然在表述上可以是“未经法院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或者是“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均是无罪的”。
（二）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得受剥夺或者被限制。
（三）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应加以充分的保护，对于合法的财产或者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的财产都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
（四）适当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行使必须以不损害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为前提。
（五）规定公民拥有迁徙权。
（六）规定公民有权在精神受到损害时提出赔偿要求，并且这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以及具体赔偿的数额应当有法律规定的标准。
（七）对于宪法没有列举的某些正当、合理的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公民在这些权利方面的丧失或者剥夺，公民有依法获取国家保护其正当、合理权利的途径。

主要参考书目：
1、《宪法》，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宪法变迁论》，秦前红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3、《论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刘茂林，载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上官丕亮、秦绪栋，载于《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5、《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夏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6、《与时俱进，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童之伟，载于《法学》2003年第1期；
7、《修订现行宪法，完善宪政制度》，载于《法学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