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
一种可推行的刑事司法新摸式

《人民检察》2004年第二期刊登记者张建升同志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宪法学系副研究员刘仁文的谈话记录后，本人看了后感触很大。刘仁文同志的理论观点治安的稳定和减少重新犯罪的发生，现本人结合自己多年的司法实践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恢复性司法制度符合刑法“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立法愿意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司法手段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是单一的靠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摸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不能完全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的根本目的，在某种情况下，还会使犯罪人带来消极思想，甚至有的犯罪人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重新犯罪也将必然产生。
多年来，在监督执行刑罚实践中遇到过不少这种现象，有的罪犯因一时糊涂，违法犯罪，入监后，痛苦不已，后悔莫及；因触犯了刑法，等待的只有刑法处罚，结果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受害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相反还会耽心犯罪人刑满出狱后又会报复。因此社会效果往往不很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违于刑法改造罪犯的根本立法愿意。当然，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除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杀掉外，对于其他犯罪，处以刑罚的目的也必须是立脚于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刑罚来洗刷自己的犯罪。如果某些犯罪能用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来解决，这样对犯罪人能产生较好的悔罪效果，对受害方也能得到精神和物质补偿，并能消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仇视心理，有效避免重新犯罪，其社会效果更加明显。
二、恢复性司法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多年的实践体会最深的是：极大多数犯罪人在受到刑法处罚后都会不同程度产生悔罪心理；后悔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恢复性司法制度，只有使用国家公诉的方式把犯罪推上法庭，受到刑法处罚。曾经有一个轻刑犯罪的年青人，判刑一年投入劳改后，能认罪服法，后被政府依法减刑提前释放回家。自己满怀信心希望能得到社会的同情，亲人的关爱，也希望能得到被害方的理解，靠着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但由于受到人们传统的歧视，总觉得做人低人一等，在生活中处处受挫，使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心里失掉了平衡，因此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思想，反正做人不起，感受不到社会给他带来温暖，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又重视犯罪。入狱后情绪极不稳定，寡言少语，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己的母亲来探监。我们发现后多次找其谈话，发现他有一种强烈的厌世想法，企图最后见母亲一面后找机会自杀一死了之。我们积极配合改造机关以及他的亲人做转化工作，最后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用新的姿态积极投入改造。第二次释放后，我们及时跟有关地方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帮助他筹集资金，开了一间小卖店。由于诚实、守信、公平，因此小本生意越做越好，后来娶了老婆生了儿子，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他本人和母亲曾多次感谢政府及时教育挽救了他，使他有今天的生活。还有一位中年犯罪人，在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变革，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这位中年人担任基层支部书记多年，因为在分割集体生产资料时没有分到一头耕牛，回家后，遭到妻子冷言冷语的奚落，什么“当了多年的支部书记，连一头牛都分不到，真是没有用……等等，在这种言语的刺激下，心里失去了平衡，一阵闷酒后，半夜起了盗窃耕牛的念头，盗得临近县农村一头价值一千余元的耕牛连夜牵回家，拴在住地附近山上，案发后被捕入狱，他痛哭自己的行为给家庭以及被害方带来的痛苦，后被判刑一年。本人认为象这样的轻刑犯罪，如果运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给予处理，其社会效果会更明显。
恢复性司法制度是一种在庭外调解刑事案件的方式，他的前提必须是首先其行为构成犯罪，经过恢复性司法调解无效后再公诉法庭。(一)首先应该明确规定什么性质的犯罪，准予采用恢复性司法程序，不能滥用随意；(二)规范执行恢复性司法调解的主体资格，必须由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调解；当事人有要求调解人回避的权利；(三)犯罪和受害人在调解过程中的权利，地位必须平等，不能因犯罪人的行为而随意向犯罪人漫天要价，调解结果必须公正合理。


作者：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检察院 严青

浅论最高法“民事证据规则”审前程序设计存在的问题

董 刚 曹 亮

提要：最高法“民事证据规则”对民事诉讼制度的最大突破就是举证时效制度。但是，由于“民事证据规则”在审前程序的设计上争点固定制度不完备，致举证范围无法固定，在这种情况下强行适用证据失权制度，不但没有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原则。
关键字：证据规则，举证时限，争点固定

长期以来，不管是在立法还是在法律解释层面，我国一直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民事证据制度，这与日益复杂化与专业化的民事诉讼实践是不相适应的。最高法“民事证据规则”确立了一些较为科学的证据制度，有不少亮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但是，由于不少人对最高法在制定该规定中是否存在越权立法提出质疑，以及该规则本身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其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达到预先的期望。笔者认为，“民事证据规则”本身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确立科学的固定争点制度而强行的适用举证时限制度，最终会造成程序不公与效率低下。
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其内容可被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举证及固定证据的规则，另一方面是证据失权制度。举证及固定证据的规则应是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审前程序的主要内容，包括诉答制度，举证期限及证据交换等内容。按照笔者的理解，最理想的审前程序应能达到固定争点与固定证据这两个方面的目的。如果通过审前程序，不能固定争点的话，进入庭审后，原告任意改变诉讼请求，被告在事实方面任意的提出新的答辩主张，这种情形下，为了保障对方的诉讼权利，就要不断休庭，以给双方当事人以准备新的证据或重新答辩的时间，这样下去，无法有效的制约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虽然有利于达到公正，但迟到的公正也是一种不公正。可以说，在举证时效确立前，我国民事诉讼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确立举证时效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克服这方面的问题。
然而，从举证时效制度实施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是否有效的克服了呢？笔者认为，现行的举证时限制度，对于部分案件的审理，确实达到了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但是由于审前程序设计的不合理，有时不但不能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司法改革目标，甚至会造成诉讼程序上的不公及诉讼资源的浪费。如前所述，举证时限制度的内容可被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举证及固定证据的规则，另一方面是证据失权制度。其实这两个方面的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科学的固定证据制度下适用证据失权制度才能达到程序上的公正，反之，固定证据制度不科学，在适用证据失权制度前没有给当事人举证创造充分的条件，就强行适用举证时效制度，难谓其公正。因此，科学合理的固定证据制度应是适用证据失权制度的前提。
其实，固定证据与固定争点是分不开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只有争点固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范围才能确定，固定争点应是固定证据的一个前提。否则，当事人不知道对方确切的答辩意见，无法决定哪些证据该举，哪些证据不该举。这样，争点在举证完成之前无法固定，就等于在举之前还没有固定举证范围，等举证完成后，针对对方自认的事实所举的证据完全是浪费，对于对方提出的新的答辩意见，却又失去了举出证据予以反驳的机会，程序上的公正与效率都受到损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固定争点制度可以说是固定证据制度的前提。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固定争点制度在证据规则中的重要性。而我们的证据规则只专注于解决证据的固定，在没有完备的固定争点制度的支持下，强行的固定证据，不仅不能促进公正与效率的主题，而且会影响诉讼效率，有时也会造成程序不公。
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将科学合理的审前程序运行机制概括为：固定争点（确定举证范围）—确定举证时限——固定证据。
在民事诉讼制度比较先进的国家，强制诉答制度与证据交换制度是固定争点与固定证据的最常见方法。我们的证据规则，一方面没有确立强制诉答制度，另一方面，在证据交换的规定方面也存在着问题。。
首先，诉答制度规定不完备，没有起到固定争点的作用。我国民诉法理论一般认为，答辩是被告的一种权利，不是一种强行义务，不答辩不会造成答辩失权，因此，我国没有确立强制诉答制度。但这并不是说对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对于诉答没有任何限制。民诉法对于诉状有明确的要求，同时，证据规则通过举证时限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诉答。首先，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间内提出。其次，证据规则虽没有规定答辩方应在举证期间内提出一切答辩意见，但举证时限制度意味着答辩方在举证期间外提出新的答辩意见将失去提供证据予以左证的机会，因此，举证期间过后，答辩方就案件事实提出的答辩意见往往会因缺乏证据证实而不被采信。但仅这样的限制还是不够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将答辩规定成一种强制义务，没有答辩失权制度，举证期间与答辩期不分，举证期间确定之前无法确定争点，不利于双方当事人举证思路的形成，当事人只有尽一切可能去搜集证据，这样会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在对方不答辩的情况下，不知道对方的答辩意见，在搜集证据时对部分证据不可避免的会遗漏，这样又会造成程序不公。。二是，不能防止答辩突袭。如上所述，证据规则举证时限的规定 使得辩方在举证期间外提出新的答辩意见将失去提供证据予以左证的机会，但是，由于提出答辩意见或反驳意见 有时并不需要举证，却需要对方提出证据予以反驳，而此时已过举证期间，对方无法举证反驳。这样，如对答辩期限不进行限制，虽然举证时限制度避免了证据突袭，却不能避免“答辩突袭”，诉讼权利不均衡的局面仍不能改变。比如，被告庭审时对原告提交的书证的签字提出异议，这时原告予以反驳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笔迹鉴定，但是，如果严格适用举证时限制度，这时举证时限已经届满，依据“证据规则”已无权申请司法鉴定。
同时，证据规则在证据交换制度方面也存在问题。一是没有规定一切案件都要进行证据交换，却规定一切案件都适用举证时效制度，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证据失权制度是举证时效制度的核心，但证据失权制度的适用要以当事人有充分的举证条件为前提，否则就有失公正。一方面，要给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时间，另一方面，要在举证期限到来之前让当事人明确要就哪些事实举证，这就要求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要固定争点，明确举证范围。如上所述，我国没规定固定争点的强制诉答制度，固定争点和固定证据的重任就都落在了证据交换的身上，如果在没有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中适用证据失权的话，就等于在举证范围确定之前使当事人失却了举证的权利，这样对当事人是不公的。同时，当事人在对方不答辩，也不举行证据交换的情况下，在举证期限到来之前，不可能知道对方对事实的意见，举证范围不能确定，这就不可避免的会一边猜测对方可能的答辩意见，一边去举证，等到庭审质证的时候又会发现，有些证据是不需要的，而有一些证据又是被遗漏的，而此时，举证期限已经到期。如果此时适用证据失权制度的话，显然是片面强调了效率却牺牲了公正。二是，没有规定任何案件都要进行两次以上的证据交换。如前所述，依据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固定争点和固定证据的重任都落在了证据交换的身上，在应答辩方不答辩的情况下，对方要想知道答辩意见，必须先进行一次证据交换，整理共识和分歧，明确举证范围，以确定下一步的举证方案。如果不规定任何案件都要进行两次以上的证据交换的话，法官可依职权只进行一次证据交换，这时就有可能举证范围刚一确定，就使一方当事人失去了举证的机会，也有失公正。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修改民事诉讼法也好，颁布证据法也要，一定要设计完备的争点固定制度，而且在程序设计上要在争点固定、举证范围确定后为当事人进一步举证留出足够的举证时间。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严格的按照上述要求去设计审前程序，无疑会片面的注意公正而忽视了效率，又回到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时代。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严格的按照固定争点（确定举证范围）—确定举证时限——固定证据的逻辑设计审前程序，能够在庭审前固定证据，这种有限制的举证与过去的无限制举证是大不相同的；其次，依照上述逻辑设计审前程序，并不一定会带来效率的低下。也许这样设计，程序会相应繁琐，但繁琐的程序可通过诉讼契约或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设定来简化；最后，只有程序符合逻辑才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必要的程序缺失，带来的只是牺牲公平的效率，这是违反司法改革的目标的。
有些观点认为，一些法院不认真执行证据规则就因为“客观真实”的老观点在作怪，其实，证据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应该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在现行规定存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律师应如何应对呢？我认为，一方面只有去适应，在搜集证据时，应充分的利用自己的经验，在对对方的诉答理由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针对案件事实各方面的构成要件，尽可能完备的搜集证据，以委托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要积极的申请法院举行证据交换，如一次证据交换后还有必要，应申请进行第二次证据交换。

（作者单位：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