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278号



　　《辽宁省农村公路管理办法》业经2013年1月14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6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省长陈政高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辽宁省农村公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公路管理，保障农村公路完好畅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以下简称《公路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是指纳入公路规划，并按照国家或者省有关技术标准修建的县道、乡道、村道及其桥涵、隧道和渡口。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规划、建设、养护、管理和使用活动。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农村公路规划、建设、养护和管理应当遵循统一领导、县级管理、建管养并重、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公路发展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有力措施，扶持、促进农村公路发展。
　　县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将农村公路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标，并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农村公路工作。
　　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逐级签订农村公路工作目标责任状，将目标完成情况，按照有关规定纳入绩效考核。
　　第六条　省、市、县交通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公路工作，其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履行农村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农业、水利、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公路的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在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乡道、村道建设、养护和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七条　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所需砂、石、土料场，生活用地、取水和供电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请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统筹解决。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农村公路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进行编制，符合国家和省农村公路发展目标，与国道、省道发展规划和其他方式的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相协调，并与城乡规划等相衔接。
　　农村公路客货站场应当与农村公路统一规划、统筹建设并符合规定标准。
　　第九条　县道规划由县交通行政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交通行政部门备案。
　　乡道、村道规划由县交通行政部门协助乡（镇）人民政府编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市交通行政部门备案。
　　农村公路规划需要修改的，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并报上一级交通行政部门备案。
　　村道规划编制和修改在报送批准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第十条　县道、乡道的提级、命名和编号由省交通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省有关规定确定；村道的提级、命名和编号由市交通行政部门按照省交通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一条　农村公路建设（包括新建和改建工程，下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国家、省有关规定进行，由县人民政府负责，县交通行政部门及其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在农村公路建设中的具体责任由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二条　县交通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农村公路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年度农村公路建设建议计划，经县人民政府同意，报市交通行政部门核准后，根据省交通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下达的年度建设资金补贴额度和市配套资金，下达年度建设资金补贴计划，并报省交通行政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农村公路年度建设计划需要修改的，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农村公路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节约用地、合理利用旧路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农村公路的防护、排水以及交通标志等交通安全和其他附属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
　　第十四条　技术标准为四级以上的农村公路和桥梁、隧道工程的设计，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其他农村公路工程的设计，可以由县交通行政部门组织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承担。
　　第十五条　农村公路建设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度、招标投标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和工程监理制度，并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制。
　　第十六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完工后，由原批准设计的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验收，并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收集、整理、保存工程资料，建立工程档案；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县交通行政部门保存。

第三章　养　　护

　　第十七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际的公路养护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
　　第十八条　农村公路养护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做到路基、边坡稳定，路面、构造物完好，排水畅通，绿化美化，保证公路正常使用。
　　第十九条　县交通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农村公路技术状况，编制年度大、中修专业化养护计划，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市交通行政部门下达，报省交通行政部门备案。
　　农村公路小修工程和非专业化养护计划由县交通行政部门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负责编制，报县交通行政部门批准，报市交通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县道养护和乡道、村道的专业化养护由县交通行政部门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组织实施。
　　乡道、村道的非专业化养护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负责，可以采取建立群众性、专业性养护组织或者由个人分段承包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一条　县交通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农村公路桥梁养护，使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对影响行车安全的危险桥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设置限制标志，并采取相应维修措施。
　　县交通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在急弯、陡坡、沿河等易发生危险路段，按规定设置明显的交通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第二十二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路养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农村公路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好农村公路绿化工作。
　　第二十三条　农村公路养护作业期间，应当保障车辆通行的基本条件和安全，不得因养护作业随意中断交通。
　　因养护作业确需中断交通的，应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向社会公告，并按规定设置绕行标志。
　　第二十四条　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致使农村公路中断或者严重损坏时，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修复。必要时，可以依法动员和组织沿线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当地群众进行抢修，尽快恢复交通。
　　第二十五条　省、市、县交通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数据库，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信息系统，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服务。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交通行政部门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工作，接受省、市交通行政部门和路政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
　　第二十七条　县交通行政部门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管理；
　　（二）路产路权保护管理；
　　（三）办理农村公路行政审批事项；
　　（四）农村公路上超限运输行为的治理；
　　（五）建立健全农村公路日常巡查制度，依法制止、查处和纠正违反路政管理规定的行为；
　　（六）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八条　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为：
　　（一）县道不少于10米；
　　（二）乡道不少于５米；
　　（三）村道不少于3米。

第五章　资金筹措与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资金筹措机制。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资金由县人民政府负责筹集，省、市财政按照规定给予相应补助，其中省补助资金拨付，应当按照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程序办理。
　　禁止在农村公路上以任何形式收取车辆通行费、过路费。
　　第三十条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资金主要来源：
　　（一）财政拨款；
　　（二）公路建设专项资金；
　　（三）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四）省交通行政部门补助资金；
　　（五）社会捐赠、企业和个人自愿资助；
　　（六）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三十一条　农村公路建设由省交通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按照规定给予资金补助，市财政按照不低于省规定补助标准配套，建设资金其他部分由县人民政府自筹。
　　省建立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补助资金，省交通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根据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里程、维修养护周期和工作目标考评情况等分解下达县人民政府，市财政按照不低于省制定的标准配套养护资金，养护资金其他部分由县人民政府按照省确定的标准自筹解决，并纳入县财政预算。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应当根据养护公路里程的增加和政府财力的增长而增加。农村公路养护里程由县交通行政部门申报，市交通行政部门审核，省交通行政部门确认。
　　农村公路里程每两年核定一次，财政部门应当依据核定后的里程及时调整养护资金。
　　第三十二条　市、县人民政府投入的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的资金，应当及时足额拨付到位；未及时足额到位的，省交通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将同比例扣减省补助资金。
　　第三十三条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资金，应当实行部门预算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接受审计、财政、交通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阻碍农村公路建设、紧急抢修，构成治安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农村公路、公路用地以及附属设施造成损坏、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论纲

吕岩峰*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夕，重新审视这一原则，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而且会增进我们对国际私法的整个体系和基本精神的理解。
一、根源论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所谓“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体现。因此，认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源，首先就是要了解私法自治的由来。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滥觞于“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①由于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私法十分发达，后世所谓“罗马法”便是罗马私法的同义语。不过，最初是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的。后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私人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终于需要在国家权力和私人活动之间确立一条明确的界限。适应这种需要，帝政前期的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披亚努斯（Domitius
Ulpianus,约公元170年～228年）首创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按照他的意见，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②简而言之，根据乌氏的意见，私人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变通法律，而这正是“私法自治”的实质所在。从实践来说，在共和国末叶和帝政之初，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快速迅捷的需要，受万民法的影响，出现了诺成契约（Contracts
Consensus）。这种契约形式相对于当时的要式契约、要物契约来说，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同意”（consent）作为契约成立和拘束力的根据，而不要求履行一定的形式或者接受一定的物品。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论及“诺成债务”的时候明确写道：“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任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上列各种契约，其债务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的说法，乃是因为其缔结既不需要文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③“以诺成方式缔结的债务因当事人表达相反的意思而消灭。”④诺成契约的出现，使商品流通从繁琐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罗马法从重视形式转为重视当事人的意志，这是契约史上的一个进步。诺成契约因而成为“私法自治”观念的实践基础和后世“契约自由”原则的历史渊源。

到了1804年，作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⑤的《拿破仑法典》，不仅鲜明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观念，而且第一次通过立法对契约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和规范的阐发。该法典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01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34条）“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第1156条）“文字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第1158条）可见，《拿破仑法典》在有关契约的问题上，无论是契约的成立，还是契约的效力，无论是契约的解释，还是契约的解除，都主张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准。这与罗马法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人说，《拿破仑法典》是以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为蓝本而制定的，拿破仑本人就是一位罗马法爱好者，看来是有根据的。

私法自治观念，从罗马法起，经过《罗破仑法典》，最终成为民法之精髓。不过，私法自治所以能够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虽经曲折而终于不朽，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成为西方国家民法体系的基石英钟，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自然法思想是私法自治观念的源泉。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和最具影响的法律思潮。它的产生无疑与人类最初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角度有关。但是，它能够历经古代、中世纪直至近代一直为许多人所推崇和信奉，甚至在现代仍有人主张“复兴”自然法，说明在对法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自然法有其合理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自然法观念的信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自然法”概念的提出者。在古罗马时代，尽管情形与古希腊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但自然法的观念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曾有一段关于自然法的经典性言论：“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正确性。即使元老院、公民会议的决定也不能摆脱它所赋予的义务。对它进行说明和解释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的内心。这个法，不管是在罗马或在雅典，不管是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什么不同；对一切国家和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变的效力。这个法的主人和统治者是统治我们一切的神。因为，神是这个法的立法者、颁布者和法官；违背这个法的人，就是回避自己、否定人性的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即使摆脱了人为的刑罚，也会受到最严厉的神的惩罚。”⑥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人的价值和尊严。它认为，法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本身，即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而人生来就有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平等、博爱及自我保护等权利，这就是所谓“天赋人权”，它们本源于自然法。⑦意思自治作为一种法哲学理论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为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毫无疑问，自然法，尤其是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关于尊重人的权利，人以自由为本性的思想，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确立和弘扬“私法自治”观念的法哲学根源。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法自治原则得以确立的政治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所树立起来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就是“天赋人权”。它凭借这面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禁锢和压抑人民的自由、限制甚至剥夺人民的权利的封建统治。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响亮地宣告：“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法律只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动”。这些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不顾及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许诺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不能不遵循社会进步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规律，并从法律上加以确认，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私法领域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方面则采取“契约自由”原则。前述《拿破仑法典》已经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私法领域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是首先在法国萌芽的。

最后，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思潮和经济理论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哲学上讲，私法自治首先是建立在人“生而自由”的信念之上的。从这个信念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当事人不应当受其不曾同意接受的义务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事人必须受其愿意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在法国，当资产阶级从封建君主手中夺得政权时，社会契约论已广为传播，并且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私法自治理论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建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更能毫无问题地去创设约束当事人的特别的法律义务即债务”。⑧在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边沁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官所信奉。他们认为，根据自由放任主义，当事人的意图是应该受到特别尊重的，法律对人们的干涉越少越好。在德国，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说：“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的平等，这是他不受别人约束的权利，但同时，这种权利并大于人们可以彼此约束的权利”。⑨“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⑩康德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才有天赋的自由权利；同时，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有选择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所以，人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使得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能并行不悖。康德的见解，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自由的涵义的权威阐释。在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私人财产关系为对象的私法原则和私法理论。斯密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因此，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⑾上述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成为私法自治原则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在后来的进程中，这些理论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被修正，私法自治原则也同时不断被充实和完善。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16世纪由法国人查理士·杜摩林提出。⑿到19世纪，受民法理论和康德哲学的影响，这种观念被命名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说”。也是在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得到确立，合同法律适用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直至成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现在正开始向合同以外的领域扩张适用。
二、内涵论

一般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做法。这种认识抓住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在一定时期内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旨，为在实践中贯彻当呈人的意图、实现私法自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

可以说，在存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的场合，便同时存在着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在法律选择方面，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二者是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的。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发展的现阶段上，有理由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身应有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其二，当事人这种选择法律的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下面对此作些分析论证。

（一）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⒀意大利的孟西尼也曾说过，一国私法在财产及其享有的合同关系中赋予个人的权利，是个人能自由处置的权利。但是，只有在当事人的“自由是无害的范围内”，国家才“应该尊重他的自由，而且国家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需要来阻止他们行使这种自由”，但在超出这一范围时，即可援用公共秩序原则加以排除。⒁德国的萨维尼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英国的施米托夫在谈到当事人不得通过自由选择来规避原应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法律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⒂在谈到何谓“强制性规则”的问题时，施米托夫又说：“强制性规则是指不能通过选择另一个法律制度而被废除的规则。”⒃这种说法意味着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当然要受到强制性规则的限制。上述权威学者虽分属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时代，论及问题的不同侧面，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这表明，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在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限制，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

在实践上，英国在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航运公司案中，枢密院除了明确肯定合同当事人有选择法律的自由外，还要求当事人的选择须符合“善意”与“合法”、不违背公共政策等项条件。这里，“自由”及其“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英国关于当事人选法自由原则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案例被视为有关当事人选法自由的“重要原则案例”。⒄意大利是最早以立法形式接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在其1865年民法典中，这显然与孟西尼的影响直接有关，而孟氏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也同样反映在该法典中。1978年《意大利民法典》仍是把两者同时加以规定的。⒅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在总体上接受契约自由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限制，最典型的是其第6条：“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到1967年，法国《关于补充民法典中国际私法规范的立法草案》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任何明显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的外国法律不得在法国适用”，（第2283条）另一方面又在“适用于债的法律”一章中规定：“国际性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债，适用当事人各方所选择的法律。”（第2313条第1款）这项规定已不再是隐含于一般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中的笼统规定，而是对合同之债法律适用问题的明确专门的规定了，因而可以视为法国民法典对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确认。把这两个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国际性契约关系的法律，但如果所选择的外国法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则不得适用。至于晚近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均一方面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规定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这种做法可以说已经成了普遍的国际实践。只是这种规定有的集中在一个条款中，使人一望便知，如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7条，既规定了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规定了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得违背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强制规定；有的分散在几个条款中，需要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像前述法国立法那样。后一种规定方式是常见的，但却不便于人们把握和运用这一原则。而在前一种规定方式中，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仅限于该条款本身的规定，其他有关条款，尤其是属于“基本原则”性质的条款的规定也应一并加以考虑，如前述德国立法第6条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无疑应适用于当事人选择外国法的场合。不过，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对它的限制规定在一个条款里，却很直观地证明了这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同时又对当事人的选择加以某种限制，这两者同样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和特点，同样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首先，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合同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因此，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的一致的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关系的关键是当事人的意志。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合同，怎么订立合同，以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等，都要由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这就是所谓“契约自由”。依据这种自由，在跨国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说，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不仅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的特殊体现，而且自始便包含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之中。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既是在跨国合同领域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贯彻，也是对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的遵从。同时，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不得因屈服于对方压力而为之，也不得因受蒙骗讹诈而为之，还不得为损害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为之。合同关系既是一种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在其中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他们地位平等、各得其利。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因此，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⒆

再则，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越繁荣，合同的作用便越重要越普遍。现今，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情势，因而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法则也要求当事人拥有充分的自治权或自主权，这样才有助于在竞争中掌握主动。市场主体的这种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表现在跨国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就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的准据法。而且，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完善的市场体系，而这种市场体系则要求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律加以规制。然而，在跨国经济交往中，这种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制显然是难于形成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权利，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之间合同关系受何种法律支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承认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乃至冲突的情况下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满足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商事交往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把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法律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出现的交易问题，这不仅可以弥补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缺陷，而且也往往使得在一定领域内较为先进而合理的法律得以适用，从而实现对跨国合同关系的科学有效的调整。人们不会忘记，杜摩林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初衷，正是为了克服当时法国国内法律的不统一状态给法国商业交往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同时他也希望商人们选择巴黎的习惯法去调整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因为在杜摩林看来，巴黎的习惯法是最先进最完善的。后来，英国学者在对把当事人选择的范围限制在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法律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时也曾提出，英国的有关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法律制度是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是有着明显优点的，因此，即使合同与英国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英国法，也应予以承认。⒇这种说法无论其本身是否成立，但却可以说明，通过当事人选择法律可以促使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适用于合同关系，从而改善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状况。同时，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为所欲为，不意味着允许个人主义泛滥。相反，为了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保障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市场主体追求最大效率的自私的愿望必须受到遏制，市场运行中那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忽视各个部门的均衡与协调，忽视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和矫正，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在合同关系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于以某种限制正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保证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自治权。

（三）“原则”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有其内在规定性。一项原则的确立应当兼顾问题的各个方面，综合事物的各种特性，这样，才能使原则起到正确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因此
，原则的内容不应是单一的，单一便可能有失偏颇；它应该是全面的，全面才可能实现公允。原则本身应当是一个以确定者的价值目标为导向，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指导和规范功能的体系。这样，当人们依照原则认识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不偏不倚，才会被现实所接纳，才会在正常而有序的状态下实现各方面利益的均衡和原则确定者的既定目标；原则才可以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21)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也应该包含丰富的内容。在目前，它至少应包含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过去那种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仅仅理解为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观点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人们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它既不符合“原则”的内在规定性，也不符合前已述及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的本意。这种片面的理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们往往会只注意“自由”的一面，而忽略“限制”的一面。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会在实践中导致混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人们又一再提出要对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加以限制。其实，只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懂得一旦接受这一原则，即意味着当事人一方面可以选择法律，另一方面必须遵守某种限制，那么许多麻烦或混乱便无从产生，即使产生也易于解决。

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后者的组成要素，并非其全部。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但不能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因为后一种说法是矛盾的。

这样来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不仅全面地把握了这一原则的内容，而且明确了“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各国公认的做法的“法律位阶”。一方面，它确定无疑地把对选法自由的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在成文法上还是在判例法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以适当限制都处于重要的“原则地位”。不遵守这些限制，便是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行为和合同关系便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忽略了这些限制，便有可能导致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后果。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选法自由”和“适当限制”二者不是平位的，而是有主有从的。选法自由是这一原则的重心，也是法律规定或确认这一原则的主要取向；适当限制则是这一原则的“侧翼”，处于辅佐和补充的地位，是法律为当事人选法自由的正当实现而提供的保障。两者有机结合，不仅井然有序，而且相得益彰，从而为适当而合理地调整跨国合同关系，确定合同准据法提供准绳。

（四）自由与限制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它们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从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难发现自由与限制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在哲学上，人们研究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驾驭程度的限制。在政治学上，人们研究主体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主体所处的社会秩序的限制。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没有限制便无所谓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行不通的，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在前引康德的论述中，也已揭示了基于平等的天赋权利，每个人的自由与自由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他还说：“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22)黑格尔也曾尖锐地指出：“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23)

从法律的角度讲，自由是一种权利，限制是一种责任。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不损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24)为所欲为并不是自由，而是对自由的互相否定。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19年0年）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契约关系中，当事人的自由权利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以不违反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条件，一旦发生争执的时候，法院以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尺度重新衡量当事人各方的意愿，并据此作出裁决。同《拿破仑法典》比较起来，《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对契约自由设置了诸多限制，但是，应当承认，这样规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它恰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同《拿破仑法典》一样，《德国民法典》关于契约自由原则的规定也是建立在对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继受基础之上的。(25)这表明，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契约自由本身也是同出一源的，并且都是由法律来规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平衡自由与限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律既保障自由，又限制自由，而限制自由最终是为了保障自由。“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所以，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26)因此，如果说自由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那么法律也同时界定了自由的科学内涵，这种内涵意味着自由的存在与行使是离不开限制的。

因此，作为私法自治在国际私法上的反映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由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也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理所当然地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我们不能想象，由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会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去行驶。相反，我们只能认为，法律在设定当事人选法自由这一权利的同时，便成为制约这种自由的一种既存的“金箍”，滥用自由便会招致惩戒。当然，这种规范和制约，也是当事人享有和行使意思自治权利的必要保障。所以，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当事人拥有选法自由，同时这种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这二者同是各国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