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 卡塔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
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认识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此种投资将有助于促进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的繁荣，
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是，但不限于：
（一） 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质权；
（二） 公司的股份，股票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参股；
（三） 金钱请求权或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 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 法律授予的特许权，包括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具有其国籍的自然人；
（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
在卡塔尔国方面，系指：
（一） 具有卡塔尔国国籍的公民；
（二） 按照卡塔尔国立法组建，其住所在卡塔尔国领土内的法人，包括公司，总公司，公共组织，公共和半公共实体；
（三） 卡塔尔国政府。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利息，提成费和其他合法收入。
四、“领土”一词系指缔约一方的领土，及缔约一方的海域。?海域?系指在勘探，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缔约一方根据国际法拥有主权及管辖权的领海和领海以外的大陆架。
第二条
一、 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 缔约一方应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和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雇员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三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二、 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三、 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缔约另一方依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任何优惠待遇。
第四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 为了公共利益；
（二） 依照国内法律程序；
（三） 非歧视性的；
（四） 给予补偿。
二、 本条第一款（四）所述的补偿，应等于被征收的投资财产的真实经济价值，应按宣布征收时的通常经济状况进行估价。补偿的支付不应迟延。
第五条
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全国紧急状态、暴乱、骚乱或其他类似事件而遭受损失，若缔约另一方采取有关措施，其给予该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六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应按照其法律和法规，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 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 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 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 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
（五） 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 有关承包工程的支付；
（七） 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或雇员的收入。
二、 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通行的汇率进行。
第七条
如果缔约一方或其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做了担保，并据此向投资者作了支付，缔约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权利或请求权转让给了前一缔约方或其机构，并承认前一缔约方或其机构对上述权利或请求权的代位。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得超过该投资者的原有权利或请求权。
第八条
一、 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适用或终止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 如在争端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能友好解决，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解决。
三、 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
自缔约一方通知缔约另一方将争端提交仲裁之日起两个月内，缔约双方应各自任命其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自任命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共同提名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由缔约双方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四、 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双方间又无其他约定，缔约任何一方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委派的仲裁员。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任命，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最资深法官履行此项任命。
五、 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关于仲裁程序，仲裁庭应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规则；有关争议的实质内容，应适用本协定和相应的国际法规则。除非仲裁庭根据特殊情况另有规定，缔约双方应平均分担仲裁程序的费用，包括仲裁员的报酬。仲裁地点应为海牙（荷兰）或斯德哥尔摩（瑞典）。
第九条
一、 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关于投资产生的任何法律争议应由当事人友好解决。
二、 如争议自发生之日六个月内未能解决，应任何一方的要求，争议应提交投资所在国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
三、 如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法律争议，自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友好解决，当事任何一方也未根据第二款选择由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争端，则任何一方应有权将争端提交仲裁，该仲裁庭应逐案设立，由三名按下列方式任命的仲裁员组成：
自要求仲裁之日起两个月内，当事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在任命的两个月内，该两名仲裁员共同提名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作为首席仲裁员。
四、 如在本条第三款规定的期限内未作出任命，争议任何一方可邀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秘书长作出所需的任命。
五、 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争议各方应承担其仲裁员及出席仲裁程序的代表的费用。仲裁庭的费用应由争议双方平均承担。关于仲裁庭的程序，应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规则；有关争议的实质内容，应适用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律。仲裁地点为海牙常设仲裁庭（荷兰）。
第十条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或基于某项承诺或特别协议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一条
本协定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二条
一、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并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之日起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二、 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 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 第一条至第十一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自终止之日起继续适用十年。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劫持汽车罪
滑力加 云立平
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刘某,男,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某大学学生。2003年11月3日因涉嫌劫持汽车罪被呼和浩特新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4日被取保候审。
2003年11月2日23时许，刘某在和同学喝酒聚会中时,说是要去呼市西郊的金川开发区会女朋友,提前离席。约23时30分许，刘某行至呼市哲里木北路，看见一辆大货车过来,就伸手将车拦住，刘某从车右侧进入驾驶室。此车上驾驶室为两排，前排有二人,后排座上还有一人在休息。刘上车后，让司机李某把他拉到金川开发区路口，说要见其女朋友。司机李某说车是往东行，不去金川，并让刘某下车。刘某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对李某说：“你们只要老老实实送我去金川，我就不伤害你们。”
司机李某向前开了约50米，该车货主李某开面包车将货车拦住。司机李某乘机下车，并要拔下车钥匙，刘某不让拔。司机李某下车后，刘某又让坐在一旁的陈某开车。陈某说自己不会开车，并也下了车。坐在后面休息的吴某也乘机下了车。货主李某再次让刘某下车。刘某独自坐在车上，不下来。货主李某见状，就给“110”打电话。不一会儿，警方来人，将刘某带到公安机关。
在公安机关，刘某说自己就是想搭车会女朋友,因为酒后失去理智才干出这事。
同年11月3日，刘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认为刘某犯罪情节较轻，无逮捕必要。公安机关遂于同年11月24日将刘某取保候审。今年11月，刘某取保候审期满一年。公安机关再次将此案提交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由于劫持汽车罪这一新罪名自公布以来，在呼市地区是头一起，为慎重起见，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意见分歧：
对此案的定性，检委会成员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和有关法理及学理解释：劫持汽车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汽车的行为。本罪属于行为犯，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什么目的，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行为人只要故意实施了劫持汽车的行为，就构成本罪。
刘某持刀将汽车劫持，完全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但情节轻微,无逮捕必要。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应以犯罪论。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其理由是：从表面上看，刘某的行为是符合劫持汽车罪的犯罪特征。但从本案看，刘某一开始的目的是想搭车去会女友，并没有劫持汽车的故意。但当其上车后，要求司机送他去金川路口。当司机告诉刘某，自己的车不去金川，而是向东走，并让刘某下车。此时刘某酒后丧失理智，拿出防身用的水果刀逼司机改变行车方向去金川。这时刘某的行为性质无疑发生了变化，有向劫持汽车行为的方面转化。
但这一转化是否就构成了犯罪？这是本案的关键。
如果单从《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文上看，刘某的行为仿佛可以对号入座，定为劫持汽车罪。但我们在定罪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我国《刑法》是分为总则和分则两个体系。刑法分则规定了每一种犯罪的罪名、罪状、量刑标准；而刑法总则则规定了我国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一般原则和原理。这些规范是解决具体定罪量刑问题的标准。
就以本案来分析，这个不大的案子为什么会拖了一年还没有解决，其中原由不正是因为执法机关一方面看到刘某的行为符合劫持汽车罪的“罪状特征”，一方面又考虑到刘某的社会危害性同该罪五年以上的刑罚处罚不相适应吗？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任何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即犯罪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这三个特征，构成了犯罪的实质。
我们先从犯罪的三特征来分析刘某的行为是否是犯罪。
不难看出，首先从社会危害性来看，刘某虽然拿出刀威胁司机李某改变行车方向，让司机将自己带到金川。但当司机李某不服从，从车上下来时，刘某并没有对其真正实施暴力。刘某接着让陈某开车，陈以不会开车为由，不但拒绝，而且也象李某一样离开汽车。接着车上第三人吴某也离开了汽车。对于这三人相继离开汽车的行为，刘某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是自己一个人呆在汽车上不下来。刘某手上虽然拿着刀，一上车，嘴里就声称“你们只要老老实实送我去金川，我就不伤害你们。”可当这三人都“不老实”时，刘某并没有对他们实施任何暴力。
这一事实说明刘某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并不大。
某一行为之所以规定为犯罪，就是因为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说，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刘某持刀威胁司机的行为显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刑法和刑法学理论告诉我们：我国刑法犯罪特征中的社会危害性是质与量的统一。也说是说不是凡具有社会危害性就是犯罪，而是其危害性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极端危害性。
《刑法》第十三条犯罪定义中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是对社会危害性的量的特征的规定，并由此划分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
从犯罪的危害性来看，刘某的行为显然达不到犯罪所要求的那种极端社会危害性，而恰恰符合犯罪定义中但书中所说——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再从我国刑法三个基本原则来看，其中之一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现以刑法中的抢劫罪和劫持汽车罪相比较，《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对劫持汽车罪的量刑起点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而《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量刑起点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假设刘某拦车后对车内人员进行抢劫，其罪名就是抢劫罪，量刑起点应在三年以上。如果抢劫未遂，还可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间量刑。现刘某只是持刀让司机将其送到不足十公里远的地方，如果其劫持汽车罪罪名成立，又因为此罪没有未遂之说，因此不管有何理由，刘某都必须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量刑。
二者都是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目的。对刘某来说，可以采取抢劫20元钱后租车去金川，也可以采取劫持汽车去金川。现刘某以后一手段，却将被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能说是罪行相适应吗？当两个行为都可以达到一个目的——去金川会女友，可以说采取抢劫的方式不但简单，而且风险更小。刘某为何弃简单而选麻烦呢？原因将在下面谈。
最后从本案案情看，根据汉语字词解释和本案客观表现，笔者认为刘某在此案中是“有劫无持”。劫持在汉语中的解释是要挟、挟持的意思。“持”在《高级汉语词典 》的解释是：形声。从手,寺声。本义:拿着、握住。如：持笔、持枪、持牢（把稳） ...。二字在这里是挟持,即以某种方式控制某一对象。
刑法中的劫持同样是指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或其他方式控制某一对象。如劫持人质、劫持飞机、汽车等，都是以暴力的方式控制人质、飞机和汽车。由控制来达到某一目的，是劫持行为的终极目的。
在本案中，刘某虽然实施了暴力的方式，将车劫了，但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为来控制汽车和车上人员。如果刘某真正想以劫持汽车的方式来达到让司机送他去金川会女友，他完全有能力来达到他的目的。比如说他完全可以拿刀逼住车上一人，胁迫下车司机再上车为其开车就成。刘某之所以没有控制车上人员下车，是刘某并不想真正以暴力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说穿了，刘某的行为只是想坐霸王车。他拿刀只是吓唬一下，并不打算将事情搞大。这就是其“有劫无持”的真正原因。也是刘某为什么不选择抢劫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真正原因——因为刘某一开始就不想犯罪。
综上所述：刘某的行为因其社会危害性不大，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不应以犯罪论。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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