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艰难情形规则”对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意义

殷武

（西北政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3）

【摘要】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艰难情形规则”是为了解决国际商事交易中，因经济环境异常变动所造成合同履行结果对一方显失公平而设计的旨在平衡、协调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关系中的具体运用。该制度在大陆法系被称为“情事（势）变更原则”或“情势变迁原则”，而我国立法上尚处于空白，因此，它对我国合同法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艰难情形规则 情事（势）变更原则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艰难情形规则”是《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1994.以下简称《通则》）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商事交易中，解决因经济环境异常变动所造成的合同履行困难之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其目的在于：排除因情势变更导致的显失公平结果，平衡、协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和经济流转秩序。“艰难情形规则”在英美法系被称之为“合同受挫”或“合同落空”（Frustration of Contract）1，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被称为“情事（势）变更原则”2或“情势变迁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1148条之规定及《德国民法典》第157条、第242条之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对此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它对我国合同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艰难情形”的定义及其法律特征
合同一旦成立、生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便产生了法律效力，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尽可能地履行合同，并且不管履行当事人可能承受的负担如何，即使一方当事人遭受严重的损失而没有得到预期利益，合同都必须得到尊重履行，这是合同约束力的一般原则，也称之为合同严守原则。但是，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物价飞涨的客观现状，使得在合同履行中坚守这一原则变得越来越困难，严守这一原则有时会造成明显的对一方极大的不公平；对此，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开始创设了合同约束力的一般原则之例外的规则——艰难情形规则。根据《通则》第6-2-2条的规定3，艰难情形（hardship）是指“由于一方当事人履行成本增加，或由于一方当事人所获履约价值减少，而发生了根本改变合同双方均衡的事件。”其法律特征如下：（1）它是合同约束力的一般原则之例外。合同约束力的一般原则是合同必须尽可能的履行，艰难情形是特定情势发生后合同可以变更或终止履行而不必严守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的规定。（2）它是一种客观的非当事人合理能预见的意外事件。它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涵义：（a）艰难情形是一种客观事件；（b）艰难情形不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所能合理能预见的；（c）艰难情形是意外事件，非当事人所造成的。（3）它是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合同双方均衡的事件。均衡即公平、合理。合同的“根本性改变”，指合同生效后至履行终止前，该合同赖以生效的环境或基础情事发生异常变动，造成合同基础动摇或丧失。（4）艰难情形的立法价值充分体现交易中的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它免除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情势的风险。
二、艰难情形的构成要件
从《通则》第6-2-2条的规定分析，艰难情形的构成要件主要有：（1）客观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合同双方均衡的事件，这是适用艰难情形的前提条件。“事件”必须是指客观发生的，而非意想的。“根本性改变”是指合同生效后至履行终止前，该合同赖以生效的环境或基础情事发生异常变动，造成合同基础动摇或丧失；并且该事件的出现必然导致合同履行结果对一方当事人极大不公平。（2）时间上，该事件发生或当事人知道该事件的发生，是在双方订立合同之后且在合同履行之中。即艰难情况须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当事人才能主张适用艰难情形规则。（3）主观上，须有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不能合理的预见该事件，即该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4）范围上，该事件的发生不能为处于不利地位之当事人所能控制。即事件发生是在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所不能控制的范围内，否则不会必然导致根本性改变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5）结果上，该事件的风险不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这是适用艰难情况的实质性条件，是该规则的归宿，体现合同的公平与正义。

三、适用艰难情形的程序

当艰难情况出现后，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必然会出现对其极大不利的履行结果，而这样的结果从立法者及社会正义、法律所追求的价值角度来讲，都是极大的不公平。艰难情形规则是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的一种救济，但该当事人不能自行贯彻该规则，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定程序来运用该规则。《通则》第6-2-3条规定的程序是：若出现艰难情况，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1）应立即向对方提出重新谈判的要求，并且针对其要求同时说明理由。在这里，“说明理由”是其法定的义务，如不说明理由，另一方当事人则视同其没有提出请求。（2）如果重新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或一方当事人不同意重新谈判，那么，其中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诉求，或要求变更，或要求终止合同的履行。（3）法院或仲裁机构接到诉求之后，运用其自由裁量权，依据公平原则可做出判（裁）决终止合同，或以恢复合同均衡作为目的，修改合同4。通过这个程序，可以使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在出现艰难情况时要求的救济得以实现。

四、艰难情形的效力

艰难情形的效力，是指适用该规则时出现的法律后果。《通则》第6-2-3条对艰难情形的效力有着明确的规定——其具有二次效力。第一次效力：是维持原合同关系，只变更某些内容，以排除艰难情况导致的不公平结果。第二次效力：指当第一次效力尚不足以排除不公平后果时，而采取消灭原合同关系的方法以恢复公平。具体说，艰难情形的二次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新谈判，变更合同。即指变更合同内容，消除显失公平的结果，使合同在公平基础上得到履行。而适用艰难情形规则变更合同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5：
（1）、增减履行标的之数量。实践中增减履行标的数量可同时进行，使双方当事人的履行都发生变更，从而平衡双方的利益。如在商品房买卖或货物销售合同中，如遇严重通货膨胀时，卖方可以要求买方增加应支付的金钱数额并减少自己应交付的标的物的数量，使双方履行标的均发生变动，以分担交易风险。
（2）、变更履行期限，分期或延期履行。从鼓励交易的目的出发，如果采取分期或延期履行能够消除情势变更所导致的显失公平结果的，即应采取此种方式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3）、变更标的物。因情势变更致使当事人一方不能交付原合同标的物，其如果是特定的种类物，可以允许该当事人以同一种类物替代履行。
（4）、拒绝先为履行。这是指在双务合同中，依合同约定一方当事人得先为履行，在履行期到来时，相对方因情势变更导致财产状况恶化，或信用发生危机等情况，难以做出对待给付，则一方当事人在他方不能提供依合同而做出对待履行的担保时，可拒绝先为履行。
（二）解除合同。即解除(或终止)原合同关系，并免除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实践中，如果采取变更合同内容的方式仍不足以消除艰难情况给一方当事人带来的显失公平结果，则该当事人可依法请求法律救济，解除合同关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适用艰难情形规则解除合同，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溯及力。

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艰难情形规则”对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意义

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艰难情形”称为“情事（势）变更”或“情势变迁”，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情事（势）变更原则”或“情势变迁原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艰难情形规则”，虽表述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艰难情形规则”是衡平法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关系中的具体运用，旨在排除因情势出现导致的显失公平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而“情势变更原则的问题乃是合同的实质公平问题6，情势变更原则无非是公平原则的体现7罢了。如此好的制度在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着手起草新的统一合同法时，曾对情事变更原则十分关注。从1995年学者提出的《合同法草案建议稿》，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合同法（草案）》审议稿第77条，都规定了情事变更原则，即“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动，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商业风险不适用前款规定。”但是，这一原则在立法审议中未被通过，究其原因，立法机关的解释是：“关于情事变更制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大会审议，就有不少代表提出，根据现有的经验，对情势变更难以做出科学的界定，而且和商业风险的界限也难以划清，执行时也难以操作…法律委员会建议对此不做规定。”8但从我国经济发展及商事交易活动实际运行看，迫切地需要确立情事变更原则制度。
1、我国《合同法》应确立情势变更原则的必要性。
（1）我国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成员国，派员参与了《通则》的起草，并已批准加入《通则》。依据《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我国应自觉遵守《通则》。同时，我国已经加入WTO，应履行我们的承诺。（2）在涉外合同关系中，虽然《合同法》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实际上必须遵守该原则，而因合同法没有作明确规定，作为普通的非法学研究的一般商事交易者很难知晓该原则，这样在国际贸易中，极可能对我国企业、个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3）在国内的商事交易中，为了充分贯彻合同自由、公平原则，客观上也需要情势变更原则。因此，应尽快在我国《合同法》中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以弥补我国法律上的空白。
2、拟建立的情势变更原则制度应包括的内容
建议拟建立的情势变更原则制度应参照《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关于艰难情形规则的规定精神，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立法惯例，具体可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1）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诚信原则及公平原则是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情事变更原则是诚信原则及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
（2）情势变更原则的定义。目前学者有不同的叙述。通说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订立后，发生当事人不能预见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若继续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造成重大损害而显示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与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法律原则。
（3）情势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a、须有情事变更事实；b、情事变更必须发生于法律行为成立后，法律效果消灭前；c、情事变更须非当事人为法律行为时所能预料；d、情事之变更必须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而发生；e、情事的变更导致履行合同将会显失公平。
（4）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基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不宜对“情势变更”做太宽泛的界定，以免难以操作，建议将“情势变更”界定为在合同订立后，排除正常的商业风险而出现的不可抗力。
（5）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程序。应包括（a）赋予不利一方地位的当事人提出重新谈判的权利，要求其同时说明理由。（b）在无法重新谈判或无法达成协议时，当事人均享有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变更或要求终止合同的权利。
（6）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如同《通则》中“艰难情形规则”的效力一样，它应具有二次效力。第一次效力：重新谈判，维持原合同关系，只变更某些内容，以排除艰难情况导致的不公平结果；第二次效力：解除合同，即当第一次的效力尚不足以排除不公平的结果时，则采取消灭原合同关系的方法以恢复公平，免除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参考资料：
1、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24页。
2、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3、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24页。
4、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26页。
5、林诚二，《情事变更原则之再探讨》，载法律论文库，法律图书馆。
6、韩世远，《情势变更原则研究》，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第440页。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否继续适用

石?


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实效性和逻辑性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质疑，并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对新时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重塑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坦白、抗拒、沉默权、选择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曾几何时，这一刑事政策的出台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司法理念的革新和法治的不断完善，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宪法，于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被推到前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存续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质疑逐渐凸现。
一、几点置疑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
所谓“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现后，在被传唤、讯问时，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或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从宽”顾名思义，应当是量刑时的宽大处理，具体应当包括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种情况。所谓“抗拒”，系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的讯问，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它包含不坦白和假坦白两种情形。“从严”即为从重、加重处罚。
根据我国新刑法就量刑问题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论处。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原则中普遍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纵观我国的刑法总则，对量刑规定的条款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确规定将自首和立功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形成了健全的“自首立功制度”。但是该章节并未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故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将其列入酌定情节予以考虑，由于新刑法修改了原刑法59条第二款的规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权力（除非因案件特殊情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自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既然现行的刑事法规中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从宽”和“从严”都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效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曾经陪伴中国司法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在威慑罪犯心理、加速案件审理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它的意义和影响从几代垂髫小儿玩游戏的雷同口号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这一政策一次又一次的被反复适用的过程中，也同时一次有一次地被扭曲，被滥用。以至于在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了这样的说法：“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样的一种歪曲的形态反映了一种司法的“悖论”：国家鼓励坦白，但坦白后将被定罪，并可能判处重刑；法律禁止抗拒不供，可那些无视法律的奸猾之辈却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逍遥法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既然坦白不一定从宽，抗拒也不当然会从严，那么，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误导或诱导。坦白从宽就成了变相的诱供，抗拒从严即成了逼供的翻版。
　 也就是说，这种“悖论”造成司法人员的一种道德困境。法律和司法伦理禁止对任何被讯问人的引诱和欺骗，以不合法并违背司法伦理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在法律上无效。而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我们的司法人员以“从宽”来感召嫌疑人坦白，“从宽”的许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两可的，但最终却不能兑现这种宽缓的承诺时，它在客观上就等于诱供和骗供。许多案件没有口供定案十分困难，被告可能因此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司法人员为实现办案效益往往容易作出较大宽缓的许诺以最大限度的获得口供，但嫌疑人供述后所实现的从宽幅度比较有限，甚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许诺与实际后果明显脱节，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到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了。
长此以往，“司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造成了审讯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过多不合实际的许诺，但最后往往不能兑现。保全了一个案件的认定，却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在这背后牺牲的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威严严重缺失，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何以承受。显然该政策的施行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逻辑性”
“坦白”与“抗拒”都是在“有罪推定”原则下的表述，也就是把每个犯罪嫌疑人潜规则里设定为“罪犯”，而现代司法文明是主张“无罪推定”的，是把嫌疑人假定为无罪的基础上推理、判定。当前我国刑法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么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引导下，对一个未经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所谓的“坦白”和“抗拒”又从何而来呢 ？
既然坦白和抗拒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大前提出发，推出的结论又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新形势下的重塑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该政策无论在形式的合法性或是现实的有效性还是内在的逻辑性方面都存在诸多缺陷。继续适用无疑是不可取的，故笔者建议对其做如下调整：
㈠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允许保持沉默。
取消现行刑法第79条规定的“如实供述”义务，立法明文规定赋予当事人“有限的沉默权”。 即笔者认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的陈述，但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其真实意愿的陈述，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压力所做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充分告知其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后，由其自由选择如实供述或沉默。无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应当是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当然，对于选择坦白的，我们应当给予鼓励，但对于沉默的，也同样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现代法治理念承认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不得强迫人们自证其罪”，我国于１９９８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罪，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司法应当尊重这种天赋的人权。
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指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现在，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沉默权”已经被很多国家的法律认可。沉默权的实质，就是尊重人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㈡在法条中明确将“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笔者以为，自首的实质应当是坦白的一种特殊情形。即在特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形下的坦白，被我们在立法上界定为自首。由此可见，“坦白从宽”也应当作为“自首从宽”的逻辑延伸，即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体现立法者对此项立法的初衷。 对坦白者之所以要求从宽处罚，一方面是因为到案后能够坦白表现了犯罪嫌疑人对法律的归服，以及其改恶向善的意愿，则相对与负隅顽抗，甚至故意编造谎言误导侦查工作的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更易于改造，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能达到刑罚目的；二是因为坦白行为协助了司法，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减轻了公诉方的证明责任，同时保证了诉讼效率，为此需要对坦白者予以法律上的褒奖，并因此而对其他违法犯罪者作出感召。坦白认罪是悔过的前提和改造的起点，坦白交待犯罪事实对司法目的的实现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由于自首与坦白同样以向司法机关交待犯罪事实为其基本内容，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在其交待犯罪事实的主动性上，由于自首者具有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宽幅度大一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坦白者的从宽处理。正是由于坦白者在主动性上存在的欠缺，笔者认为对坦白者的从宽处理也应有一定的限度，与自首从宽应有所区别。即对与能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坦白者给予在法定刑范围以内的从轻处理，而不能享有减轻处罚的权利。
㈢明确规定对“假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承前所述，我们已经肯定了“赋予并应当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观点，即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其自由选择“不坦白”，但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行使沉默权，就应当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得以虚构的事实情节进行欺骗以规避法律的制裁。既然国家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权，给予了对其基本人权的保障，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当对等的尊重国家的法制，要么明示将保持沉默，否则就意味着愿意接受讯问并如实回答。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权是非此即彼的。也就是说当事人故意编造假口供应当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假坦白行为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是对坦白从轻政策的必要补充。
实质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假坦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原犯罪行以外的另一个恶劣情节，其实质是误导了司法工作人员，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可能导致其他一系列相关的不良影响。但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如果该行为只能作为一个应当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并没有构成新的犯罪，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笔者以为只应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给予从重处罚，不宜加重法定刑。
（四）在证据制度上实现转轨
如果说立法来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是在治标，那么改革证据制度就是“治本”。由于案件证据现实存在的有限性以及这些证据暴露程度的有限性，加之我们侦查、调查能力的局限，在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依据充分证据定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即国外诉讼法称为内部证据）是案件定案证据中的基本的甚至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我国要从“重口供”到“重证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立法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已经提到，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能定罪，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一度成为“证据之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我们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在囿于言辞证据的羁绊。重视外部证据的收集和证据规则的运用，应当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前不久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零口供”办案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结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该休矣！该政策从一个“有罪推定”的错误逻辑大前提出发，既没有取得现实的有效性，也不具有合法性，八字原则的退位，让我们听到了我国司法文明前进的脚步声，折射出社会文明的嬗变与趋新。在现代司法文明日益彰显的今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行使司法权利的同时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让宪法精神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诠释。　


参考书目：

1、 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
2、 王金利《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实现》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3月18日
3、 朱凯《试论“零口供规则”与“沉默权”的本质区别》北大法律信息网
4、 金泽刚《沉默权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实选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