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有问题 法学教师没问题/龙城飞将
时间:2024-05-20 17:02:16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051
法学教育有问题 法学教师没问题
——江南孤雁《我在刑法学习中遇到的N个问题》的思考，再论中国刑法学课程应当一分为二
龙城飞将
我国的法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江南孤雁是某高校法学院刑法学教师。最近，他给法学专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道作业，题目是“我在刑法学习中遇到的N个问题”，他将收集上来的答案陆续公布在自己的博客中。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国大学的法科教育该如何进行呢？一名合格的法学教师该如何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呢？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提问，而学生们普遍胆怯地低下那本应高昂的头颅时；当我看到学生的作业中有那么多的令人不如意时；当我看到年轻的法科学子迷茫的眼光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疑问：我国的法律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江南孤雁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许多博友热议。留言中有怪老师教学时太显示自己才能，旁征博引，脱离主题，有怪学生基础不扎实，学习不专心等。也有人提出疑问：法学教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与上述的各种观点不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学刑法学教育时没有把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这两者分开。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中国刑法学课程应当一分为二》 。
我认为，不是法学教师出了问题，而是法学教育本身有问题。刑法学组成体系的问题是主要的，教师的教学方法、教材内容等问题是次要的。
现行刑法教学与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
现在我国刑法教育使用的教材一般叫做《刑法学》。刑法学教材从结构看，又是与我国刑法的规定相一致的，刑法划分为总则与分则，刑法学划分为总论和各论。从内容体系来，主要以我国现行的刑法基本结体为其体系，又加上一些犯罪学理论的内容。总之，是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与一些刑法理论的总和。
这样的刑法学结体，在教学中会产生一些问题。老师往往会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多从法理、国外刑法的原理等方面进行介绍。学生则更现实一点，他们希望刑法学课程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司法考试。在同一本教科书内，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有，又不全有。这就产生老师作为供应方与学生作为需求方不匹配的矛盾。由此可见，学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体系下学习我国的刑法学，若教师传播知识多了，就会冲淡刑法的根本规定，到了刑法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用法理代替法律、用国外刑法代替中国刑法的现象。不但学生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就是许多专家名人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以至于当人们研究一个具体的案例，平民百姓拿刑法的规定来进行论辩时，有着法律专业教育的“专家”们往往对他们嗤之以鼻，说他们不懂法律。在他们看来，用外国法律解释中国法律、用法理解释法律、用英美法系处理民事纠纷适用判例法的习惯来解释中国的刑法、用司法解释代替刑法法律、用省一级的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或通知代替两高的司法解释，这样才叫懂法律。而直接用中国的刑法解释中国的刑事问题却成了不懂法律。实际上，这是个别专家的口水代替法律，口水之治代替法治，是非常危险的。
我国现行的刑法学可以分为
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两门课程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刑法教学与刑事司法实践，实质上并没有将刑法的法律与刑法的法理分清楚。
我认为，我国目前的刑法学可以分为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刑法法律学直接解释中国刑法法条的具体含义，隐藏在其背后的法理，所支持与压抑的利益主体等。法律学要求人们理解并遵守现行法律，不能以法理代替法律。刑法法律学的传授，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现行的刑法规定及其原理，能够帮助其通过司法考试，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可以刑法为工具。
刑法法理学则可以旁征博引，引用国外好的刑法，对不同国家不同的刑法法条进行评价，进行刑事立法研究等。同时，还可以引进国家刑法各个流派的观点，对中国现行刑法进行研究与探讨。刑法法理学也许可以作为大学法学院中独立的一门课程进行教授，研究生和博士生可能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专题研究。
刑法法律学的特点及可以包含的内容
刑法法律学的特点是对现行刑法进行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只限于帮助学生理解法条的规定，一定不能按照书的作者自己的理解或观点随便解释。
刑法法律学包含的内容主要分为刑法总论与分论两个部分。总论解释刑法的总则部分，分论解释刑法分则的各项罪名。此外，还可以有一些我国刑法发展的历史的简要叙述，以及旧刑法与新刑法修改的内容的对比，说明修改的理由和原因等，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刑法法理学的特点及可能包含的内容
刑法法理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能包括下述内容：
犯罪学：
亦称犯罪原因学，也就是狭义的犯罪学。犯罪学于19世纪末诞生于欧洲大陆，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犯罪学属于行为科学，特别着重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上的研究。1885年，意大利的法学教授加罗法洛（Raffaele Garofalo）创造了“犯罪学”这个专有名词，约同一时间法国人类学者托皮纳德（Paul Topinard）首次将犯罪学应用于法国（即法语中的“criminologie”）。
犯罪学主要研究犯罪现象、犯罪行为、犯罪原因以及治理对策。研究方法除传统的犯罪动机等理论之外，可以使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各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进行研究。比如美国大法官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就有专门的章节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犯罪人的犯罪成本、社会控制犯罪的成本等。
广义的犯罪学包括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英美各国的犯罪学主要从广义，欧陆各国学者多从狭义，日本学者不常用犯罪学而用刑事学一词，倾向于广义。西方的观点取狭义，拟将犯罪学或称犯罪原因学与犯罪对策学分为不同的两个部分或者两个学科。
预防犯罪学：
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和预防犯罪，从而又须寻求相应而有效的犯罪对策，以此为目的进行研究的学科，也可以称为刑事政策学。犯罪对策是指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和各种社会组织以至全体公民，为预防乃至减少犯罪现象而采取的一切宏观、微观的政策、策略、措施、方法的总和。
预防犯罪学的内容可以包括刑罚学、犯罪的社会预防、罪犯改造学、受害人补偿学、刑事和解研究等内容。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犯罪现象，比如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犯罪的学科可以称为犯罪心理学，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的称为犯罪经济学，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的称为犯罪社会学，用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以及犯罪历史发展的可以称为犯罪历史学。
再比如，用分类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称为犯罪分类学。犯罪分类学，或者使用一个时髦的词汇，犯罪谱系学，是犯罪学的具体深化研究，分不同类型的研究，比如经济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毒品犯罪、计算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职务犯罪、跨国犯罪等，亦可以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犯罪进行研究。
刑法法理学流派：
所谓法学流派，是指对法学领域中某一重大理论或问题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而形成的群体。他们是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共同体，他们的观点可以片面，但是必须很深刻。法学流派的“流”，非流行的流，流派的本质是超俗而非庸俗。法学流派只有经过实践与时间的检验，最终默默地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其价值，在解释现象中蕴含其实用性，才能真正成其为一种流派。
现在西方法学理论通常将法学划分出三大经典流派，即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由此可以发展出自然法刑法学、实证法刑法学和社会法刑法学。当然，再细一点划分，可以出现法经济学刑法学、自由法学刑法法、新黑格尔主义刑法学、新康德主义刑法学、功利主义刑法学等。
构筑“大刑事法学”
到更宽广的视野中，可以构筑“大刑事法学”。它由两个方面的课程组成。其一、刑侦学：寻找犯罪线索，还原事实真相。其二、犯罪对策学：根据刑侦确定的事实，决定是否进行犯罪处罚以及处罚的量度。如上所述，它实质上主要是现行刑法学的主要内容。它应当包括刑法法律学和刑法法理学。刑法法律学作为对法条的解释，刑法法理学作为对刑法的后备补充力量而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面已经作了论述。着重讲一下与犯罪对策学相对应的刑侦学。
简述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刘成江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此次律师法的修订，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这种法制的完善使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维护和张扬，有利于律师以其合法的职能来维护刑事诉讼弱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律的协调统一，届时，刑事诉讼格局将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1、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要受制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是否批准，何时批准，批准会见的时间，会见的次数，会见的内容，均取决于侦查机关。律师完全处于被动局面。由于侦查工作具有时限性，封闭性，保密性等特点，侦查机关一般情况下，并不希望律师及早接触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会见，往往在案件突破之后。因此，在相当范围的地区，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批准的属个别，不能及时批准会见的为普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受时间限制的属个别，限制时间的为普遍；同意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两次以上属个别，只允许律师会见一次的为普遍。由于律师不能完全自主地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往往成为摆设，不能充分发挥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是律师界的普遍呐喊，也是一些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不愿意承接当事人委托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状态，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查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2、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
如果说律师取得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是一种形式状态，那么律师取得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则是实质状态。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目前，律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而实际上侦查机关几乎都派员在场。在此情况下，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双方涉及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证据的调取等案情的探讨；对是否受到体罚虐待、逼供、诱供等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都会由于侦查人员在场而使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的会见交谈势必有所保留，且无可奈何。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实践中，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容易，但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则受限制。有些案件，侦查机关需要审查律师的会见提纲，明确告之和犯罪嫌疑人禁谈案情。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由此，律师可以在法律和职业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自由交谈，以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取得对犯罪嫌疑人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对其利益的最大维护。
3、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刑事诉讼举证、质证、认证制度方面已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对抗思想的合理因素，但另一方面取证制度仍保留传统的职权主义色彩，控辩双方取证显现明显的不平等对抗。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九十六条仅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申请取保候审权，了解涉嫌罪名权和会见权，并没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妨碍侦查的极大风险。而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对此有了较大突破。该条款除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外，还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该条款并没有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排除在侦查阶段之外。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及亲属所提供的案情，根据自已对案件的分析，通过调查取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减轻处罚的证据，以使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及时全面调查案情，提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侦结意见和审查起诉意见。
4、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
辩护权是指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而进行申辩活动的权利。辩护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职能之一，刑事诉讼的进行依赖于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交互作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刑事诉讼的进程。辩护制度在诉讼中的意义，一是制约侦、控、审活动，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客观了解案情，正确运用法律，保持案件质量；二是体现了诉讼的公正和民主，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的作用，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按照刑事诉讼理论，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贯穿于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的全过程。但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仅仅是受侦查机关制约的，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侦查阶段的律师还不属于辩护律师。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称谓，只有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的角色方称为辩护律师，才具有法律规定的辩护权。之所以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使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是因为尽管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是辩护律师，但实际上也可以行使辩护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辩护意见并不会受到侦查机关的拒绝，只不过因为律师在现有阶段因权利所限，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而已。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除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之外的一切权利，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辩护权具有动态性，即伴随着控诉权的行使而行使，有控诉才有辩护，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指控涉嫌犯罪受到讯问或羁押，律师此时不能提供辩护，有悖于刑事诉讼的宗旨；辩护权具有针对性，辩护权是针对控诉方所指控的具体罪名和涉案事实而进行的相对性辩护。不同阶段辩护律师依据所知悉的控方指控内容可以发表不同的辩护意见。既可以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进行辩护，也可以选择在审查起诉或者法庭审理阶段，针对控诉方的指控及时进行辩护，具有较大的辩护空间。毫无疑问，律师通过侦查阶段在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基础上，提出辩护意见，对于侦查机关全面研究案情，客观收集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
5、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在此阶段接触案件材料仅限于侦查机关的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而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指控涉嫌犯罪的事实往往笼而统之，鉴定材料仅是证据之一，不能囊括全部案情。律师接触案情狭窄，不能了解掌握控方的主要证据，所以，客观上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相比，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律师提供辩护意见的针对性、客观性和完整性均受到影响，很难提供有效的辩护意见。通常，律师只要认为案件需要起诉，一般不向公诉机关提供辩护意见，待案件移送到法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后，再发表庭审辩护意见。本次律师法的修订在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对于辩护律师及时掌握控诉证据，及时与犯罪嫌疑人核对涉案事实，有针对性地收集辩护证据，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浅谈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尚玉胜
我国目前的基本法体系主要呈现为三大范围，即民法、刑法、行政法三大实体法和与之相适应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大程序法。这些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又延伸出许多部门法，各个部门法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联系。联系较多、关系较密切的法律部门，称为相邻的法律部门。
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1．从实质意义上说，程序法与实体法是密不可分的，两者必须同时存在，互为依存，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社会生活中，规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实体的实体法，总是和保证其实施的程序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形式意义上说，程序法与实体法又是可以相互脱离的，只有民法典，而无民事诉讼法典，或者只有民事诉讼法典，而无民法典的情况，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屡见不鲜。比如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颁布，而民事诉讼法典则于1806年颁布，民法典先于民事诉讼法典两年公布。又如日本，1891年公布民事诉讼法典，1896年至1899年公布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先于民法典公布约五年至七年。但是，即使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典，实质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总是存在的，虽然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却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我国1982年3月8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没有同时颁布民法，直到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才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民法通则公布之前，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试行民事诉讼法审理了大量民事案件，这表明虽然没有公布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但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民事纠纷，并有很多民事方面的法规可用来调整纠纷当事人之问发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存在的，试行民事诉讼法就是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大量实质意义的民事纠纷的程序法。所以，从根本上说，程序法和实体法仍然同时存在，密不可分。
2．程序法是法律的形式和内在生命的表现。对此可作如下理解：实体法规范只有通过审判程序，它的内部生命才能得以实现。这是由法律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劳动法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实体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它规定了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由这些权利义务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就要通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来解决，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保证其实现，从而起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可见，程序法与实体法在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的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独立价值，两者处于平等地位，不存在谁从属谁的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 尚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