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雷俊文诉张秋花、马国归还亲生子一案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雷俊文诉张秋花、马国归还亲生子一案的电话答复
1989年10月10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9）民报字第3号关于雷俊文诉马国归还亲生子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此案情况较为特殊，雷俊文夫妇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拒不采取措施节育，超生第二胎，为了逃避处罚，弄虚作假，对孩子不负责任；马国夫妇原有两个女孩，又擅自收下了雷俊文夫妇的孩子，也不符合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双方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过错。法院审理此案，如简单地就收养关系是否成立予以确认，将孩子判归那一方抚养都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可从该案实际出发，根据雷俊文夫妇确有“不要孩子”的表示，况且孩子已由马国夫妇抚养两年多等情况，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不受影响考虑，对雷俊文夫妇归还亲子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为宜。但要注意过细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妥善处理，以防矛盾激化。以上意见，供参考。
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雷俊文诉张秋花、马国归还亲生子一案的请示报告 〔1989〕民报字第3号
最高人民法院：
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告雷俊文、李芳珍夫妇诉被告张秋花、马国归还亲生子一案，持两种意见。经请示晋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仍不能统一，遂向我院请示。经我院研究，仍是两种意见。鉴于本案属新型案件，且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呈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确定。
基本案情：
原告：雷俊文，男，37岁，汉族，太原市五金工业公司金属制品厂职工。
原告：李芳珍，女，36岁，汉族，太原市市民，雷俊文之妻。
被告：张秋花，女，38岁，汉族，祁县西六支乡卫生院医生。
被告：马国，男，34岁，汉族，祁县西六支乡高村村民。
第三人：李秀珍，女，33岁，汉族，祁县西六支乡祁城村村民。李芳珍之妹。
原告雷俊文之妻李芳珍于1986年12月计划外怀孕（第二胎），次年6月被雷俊文所在单位发现，要求其采取补救措施。在单位多次督促下，原告雷俊文于1987年7月20日左右，将其妻李芳珍由太原送到祁县其妻妹李秀珍家中，并要求李秀珍给联系医院。李秀珍按照原告的要求和高扣仙（李秀珍的表妹）一起找到被告张秋花医生家，恳求张为其姐作引产手术。7月28日在李芳珍分娩前原告夫妇均表示不要孩子。29日凌晨3时左右李芳珍正常生下一男婴。李秀珍就与张秋花一同将婴儿抱到事先联系好的高扣仙家中。当日上午10时，原告雷俊文接李芳珍出院时，也未过问婴儿如何。29日上午，村民范润莲来看儿媳高扣仙，见炕上有个婴儿，便问是谁家的，在场的李秀珍说是我姐的孩子，要给人。范润莲就将此事告诉了被告马国的大姐马和，马和看了孩子后，将马国夫妇领到高扣仙家与李秀珍商谈收养该婴儿的事宜，李秀珍当时表示同意。下午3时，马国夫妇将婴儿抱走给李秀珍留下人民币1000元，布6尺、红糖2斤；鸡蛋2斤。此钱物一直保存在李秀珍处。
李芳珍出院二、三天后，找张秋花说孩子死了。要求张开个引产手术证明，张即给开了引产证明。原告雷俊文将该证明交到单位后，其单位怀疑证明有假，遂派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原告雷俊文之妻超生二胎是实，故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给予雷俊文记大过等处分。祁县卫生局也对被告张秋花不负责任，放弃原则出具假证给以记大过和降一级工资的处分。雷俊文受处罚后，于1988年6月5日向祁县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张秋花、马国归还其亲生子。
祁县法院审判委员会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千元予以没收。理由是：（1）原告在未生孩子前，就由第三人联系好放孩子的地方，原告雷俊文在检查中也写着不要孩子了，说明原告在孩子出生前已有送人准备。（2）原告雷俊文让其妻李芳珍放弃医疗条件优越的太原市而去条件差的乡卫生院做“引产手术”，实际上是想逃避计划生育。（3）原告李芳珍以产后“昏迷”，不知道孩子被抱走的说法，不能服人，所以孩子让人抱走原告夫妻是知道的，是无目的送养，现在要求归还亲子不能支持。
第二种意见：收养关系不能成立，孩子应归还原告。理由是：（1）被告马国从高扣仙家抱走孩子时，原告夫妻均不在场。原告雷俊文是安排其妻来引产的，孩子死活他当时并不知道，更说不上同意送人的问题。根据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法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第二款规定，“生父母中有一方不同意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本案原被告并未见面协商，原告夫妻也未同意，事后也无证据说明他知道孩子活着送人了，所以收养关系不成立。（2）被告马国现有两个女孩，按照山西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夫妇双方年满三十五周岁，经医院证明有一方无生育能力不宜生育的或年满三十五周岁以上的单身公民，申请收养弃婴的，经当地民政部门审查核实后，可以批准收养一个婴儿，公安部门应准予落户”。被告马国不具备收养条件。（3）被告马国给第三人李秀珍留下的钱物，从现有证据看，原告当时并不知道，也未接收，因而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同意送养。
以上两种意见不能统一，遂逐级请示到我院。我院审判委员会于5月5日研究后，仍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收养关系的形式要件不具备，收养双方并未见面，共同协商，也无书面协议和公证文书。从现有证据看，整个送养行为均是原告之妹自己所为，并无证据证明是原告委托其妹代理的。将小孩送给他人抚养，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志，更不是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的共同表示，不符合收养必须“双方同意”的条件，所以收养关系不能成立，孩子应归还原告。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收养的形式要件不成立，但实质上收养关系已经成立。因为原告李芳珍怀孕后，迟迟不采取措施，就是想要孩子。在李分娩后，原告夫妻二人不可能不过问孩子的情况和下落。即然知道，在送养后的十几个月内不问不理，应视为是对李秀珍送养孩子行为的默认。原告夫妻在孩子出生前曾向医生明确表示不要孩子，就是暗示其妹李秀珍可以全权处理孩子问题，因此李秀珍送养孩子的行为应视为有效。同时，原告雷俊文所以要在其妻临近分娩时才送到祁县的农村，就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免受处罚，欺骗组织，蒙混过关。现原告认为已受处分，就提出要孩子，不能支持。否则，就支持了原告的欺骗行为，但由于被告也已有两个孩子，现又收养一子，也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如把孩子判归被告，也就支持了被告的违法行为。
鉴于本案确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又很强，支持原告或被告的诉讼请求，都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与计划生育不利。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确定。
198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