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和民商法的联系与区别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一、经济法的产生，来自于对民商法界限的超越
经济法从产生那天起，就以弥补民法的不足为己任，以适应法律调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经济法必须超越民法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从超越民法界限的地方开始的。”⑴
（一） 经济法超越了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民法传统，是一种国家直接调节社会经济的法。
民法基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野的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私人经济活动。而经济法则把国家引入私人经济生活，赋予国家直接介入经济生活的权利，通过直接调整国家和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
由于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它可超越个人主义立场，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通过强制、直接参与宏观调控等手段调节社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促进经济的合理运行和发展。因此，经济法允许、引导国家直接介入私人生活，弥补了民法只能通过调节私人经济关系、间接保障社会经济正常有序运行的不足，尤其是克服了民法对有关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社会关系无力调整的局限。
（二）经济法超越民法维护个人利益的立法基点，把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价值目标，具有社会法的性质。
民法以个人利益为基点，对个人利益的无尽追求，往往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化，给社会利益造成损害。而经济法则以社会为本位，在兼顾各方经济利益时，维护社会经济总体利益。⑵经济法产生的任务即是要通过调整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这决定了其必然以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为最高追求目标。
（三）经济法超越民法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放任自由和消极限制的态度，代之以限制、禁止和积极引导，是一种强制促导法。
民法从尊重个人意思出发，对市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对违反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行为也只是进行消极限制。而经济法则对经济生活采取限制、禁止和积极促导的态度。这是基于国家直接调节社会经济和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的要求。为保障国家调节经济、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既有必要依照强制方式禁止、限制某些经济行为，也有必要运用计划、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引导和促进。⑶
经济法对民商法这一界限的超越导致了二者在诸多方面的不同。民法对其自身缺陷的克服不足以弥补法的空白状态，经济法的出现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调节的现实要求。
二、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联系
（一）二者都是以特定的市场经济关系作为规范对象。
民法通过对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调整，通过确认主体权利和确定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的民事法律制度，为民事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奠定了必要的条件。近代市民社会以商品交换为运作方式，正是通过商品交换，才使得个人利益得以实现，商品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必须承认对方是商品的所有人，与自己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只有承认交换双方是平等的，才有可能实现商品的自由交换，获取个人利益。
经济法则通过对因国家干预经济或管理经济所形成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调整，规范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为民事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⑷经济法从其本质上说，是从法律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亦即对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和国家参与等手段、方式，目的是通过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以对社会资源重新整合、优化配置，谋求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
（二）二者适用许多相同的法律制度
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它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基本准则，对于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同样适用。例如，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对于确认经济法中的市场主体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法中的物权制度对于认识经济法中的市场主体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法责任制度可以直接为经济法所适用。经济法和民法在法律制度适用上的某些一致性，甚至决定了经济法在某些方面无须确立自己的制度概念范畴。
商法是属于企业的法，经济法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归根到底也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外部干预。所以，经济法和商法都是规范有关企业经济活动的法域；同时，经济法调整社会经济生活须借助国家公权力，商法一方面为了保护企业权利，一方面又要运用国家公权力对企业进行监督因而与经济法一样，不同程度地带有公法的性质。
三、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
（一）基本经济观念的差异
1、自由放任是民法的经济理念基础
近、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原理形成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近似于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即无垄断和自然垄断的存在），亦不存在外部性等。这使当时，直至以后很长时间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即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地配置社会资源，由市场自动地协调经济运行”。⑸即使现今，在西方经济学界中的新自由主义派仍认为：①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正确的，资源只能由市场来配置才有效；②即使市场本身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克服的唯一办法是完善市场机制 ，而不能依赖于市场外的政府力量；③市场失灵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政府有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④只要减少国家干预，多些市场竞争，市场机制就能充分发挥作用。⑹以上观念的核心就市场万能，政府无能。这种思潮亦波及到法学领域。
在资本主义建立初期，一直到垄断资本主义前夜，自由放任的思想始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这一时期，生产力还不发达，主要表现在：分工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还不细化；单个生产者的生产规模还不大；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在生产中还没有充分体现；封建生产关系残余即人身依附关系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种经济关系相对简单的条件下，经济机制自身的功能基本上可以协调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单个生产者的自利行为受其生产规模和所掌握的科技所限，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即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在不对他人支付任何代价情况下而给他人造成的不利）还不明显；社会作为科学技术的最主要推动者还没体现出来，加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和统治者组织经济的经验还缺乏，自由放任思想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亚当•斯密曾以人是自利的作为理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认为：“在各事物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里，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和目的在于使其生产值达到最大程度，……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⑺即自利的人在“无形之手”的指引下，可实现经济的有效、协调发展。经济自由意味着人们要有经济上选择的自由，而自由选择的实现是以人平等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人与人不平等，那么自由选择就无从实现。以上观念用法律表示出来，就是个人利益不可侵犯；人人平等；意思自治。——这是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原则。
由此可见，自由放任，就可实现经济理想状态，是资本主义民法的经济观念的基础。民法规制从经济角度看，旨在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条件不受破坏。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所需的，主体平等，自由选择，明晰产权，诚信、遵守交易规则等，都从民法的基本原则，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中得到反映。
2、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经济理念基础
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制度形成于20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危机的频繁暴发及造成的破坏，使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对市场缺陷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结论认为，以下市场缺陷都会导致市场失灵：①市场形成垄断和自然垄断；②外在经济和外部性的存在；③信息偏在、不足、不充分；④不公正的分配；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⑥公共物品提供达不到最优；⑦市场的投机性和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导致的风险性，造成部门间投资的失衡等。⑻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所以当市场失灵时，必须通过政府的作用来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但政府调节亦并非完美无缺，政府有以下不完备性：①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产生有代表性的政府；民主社会，执政必须获得选票，选票获得又以金钱为后盾，这势必使政府倾向于某一实力集团利益。政府官员只对上司负责，社会利益往往不被考虑；②政府决策眼光短浅，因为民主社会政府面临几年一度的选举，为迎合选举，导致政治决策上的近视眼；③政府决策由政府官员作出，而人因受有界限性约束，制订政策时失误也难免除。这些都导致政府失灵。在既存在市场不完备和政府不完备的条件下，如果政府的不完备性超过了市场的不完备性，那么政府干预将不会存在，因为蒙受市场的不完备比蒙受政府的不完备对人们更为有利。但现实中政府干预 的存在且越来越强的事实证明，只要有所约束，政府的不完备性是会小于市场的不完备性。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固然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但也是某种程度上甚至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责任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所在”。⑼
这一基本经济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民法与经济法立法目的完全不同，既然市场自由放任，即让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可以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是民法的经济学观念基础，那么民法的所有规制旨在给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即恢复市场机制的自然状态。经济法却以相反的经济观念为基础，它所有的规制旨在限制、修正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以使市场经济按人设计的理想状态运行。因而可以说民法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而经济法则是市场经济的“制定法”。这正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民法内容具有很大相同性及稳定性，而经济法却因国家不同及一国历史时期不同具有很大差异性的原因所在。
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观念差异
经验证明，人们之所以要参加经济活动，在经济活动中与他人发生某种关系，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⑽由此可见，每一个社会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即经济关系实质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因此，作为调整经济关系（财产关系）的民法和经济法目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外是改变经济生活参与者的经济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利益是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的物质利益。每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能取得多少利益主要取决于其所拥有或可供支配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既是其重要的物质利益，也是其借以实现自己其他物质利益的手段。各经济活动参与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为了各自利益结合起来构成经济社会，形成社会经济共同体，共同体为发挥其职能就需要掌握一定的物质和资本，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利益，同时就产生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
1、个人利益的实现是民法的核心
我们知道，近、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形成和上升时期。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还不紧密，经济社会对经济主体的发展影响还不明显。各经济主体之间除了在交换中直接联系以外，再无别的联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时经济社会，一方面不存在外部性——即每个经济主体生产和消费物品及服务的行为不以市场为媒介而对其它的经济主体产生的附加效应的现象。另一方面，公共物品对经济个体的影响微不足道。所谓公共物品指“如果就某物品来说，特定的个人和他人能够同时消费……，则这种物品就很难通过市场供给……。我们将这种物品称之为‘公共物品’”。⑾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存在冲突，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而已。因此，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可以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以人的个性——自私性或自利性为基础，强调人的个性充分对个人及社会有利的思想观念产生就成为必然。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并不想促进社会利益，但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这样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⑿
个人利益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个人利益呢？个人利益的大小如何衡量？经济学认为，个人利益就是个人所掌握的物质资料和可支配的物质资料，其利益大小取决于物质的多少和物的效用。而物的效用是以其给所有者所提供的心理满足程度来衡量的。可见主观因素在效用决定中有很大作用。由于个人的偏好不同及“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随着一个人拥有某物品数量的增加，增加的边际效用是减少的）作用，同样的物质资料对不同的人效用就不一样，即表现出的利益大小就有差别。可见，只有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基于此，民法制度设计只要能给个人提供激励，促使个人利益的实现，就可以实现社会利益。民法制度虽历经变迁，对私权绝对进行了一定限制，但以个人为本位，所有规范旨在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仍是民法的核心。根据以上理论，在一个社会中要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在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基础上，还必须给经济活动者以完全的意志自由，使其根据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和个人偏好进行自由选择。民法的个人本位和意思自治正是这一要求的反映，可见这一经济观念是民法的经济观念基础。
2、社会利益的实现是经济法的核心
经济法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使生产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任何经济主体都离不开经济社会而发展，正如T•霍布豪斯所说“某些老板们认为，他们由于‘自我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创造了自己的企业’，而在事实上，是整个社会向他们提供了技术工人、机器、市场、安定和秩序……，如果把这些因素统统去掉，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赤身裸体的野蛮人，靠采野果打野兽为生”。⒀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时的经济社会中①存在外部性；②公共物品对各经济主体的影响至关重要；③存在信息偏差——交易双方对有关交易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⒁这样势必会导致交易中有一方以另一方的“信息偏差为基础，而把交易主体的另一方置于不确定的环境中”⒂这种存在着不确定时，便不能达到帕累托效率。同样，现代经济学中的集体行为理论说明，在无外在条件约束下，公共物品的提供达不到帕累托效率，这三方面告诉人们，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因此，社会利益不是个人利益下简单加总，个人利益实现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实现。
基于这一假设，经济法制度的设计以社会为本位，为追求社会利益的实现，其按一定标准把主体分成不同的种类，按其功能、地位，给各个成员一种独立的和有选择性的激励，“以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⒃，即其所有规制旨在保证社会利益实现。以此理论为基础，国家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或为促进个人利益时，就必须从社会利益出发，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区域平衡等方面入手，利用国家权力对一切不利于社会利益的行为给予限制。这些以立法表现出来正是经济法的内容，而社会本位、国家干预又被经济法学家们认为是经济法的本质，可见这一观念是经济法的经济观念基础。
以上经济观念的差异，导致经济法和民法的立法出发点正好相反，民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利益充分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经济法则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一切规制都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正是基于这一点法学家认为，民法是私法，经济法是社会法。如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民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以高效率来促进人的利益的实现；而经济法则侧重从宏观、从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正因此，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说：“经济法规制的目的，概括地说，是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⒄
（三）也正是基于民法与经济法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别，才在具体制度上有了更为细致的区分。
1、二者调整对象不同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则是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这两种经济关系的性质泾渭分明、迥然有别，是不容混淆的。这是经济法与民法的最根本的区别，也是经济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最基本的根据。
2、二者的功能不同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两种调节机制，一种是体现价值规律作用的市场调节，一种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管理。前者被称为“无形之手”，后者被称为“国家之手”。民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它更多体现的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要求；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以改善和矫正市场机制内在的缺陷。
3、二者的性质不同
民法属于私法的范畴，被公认为典型的私法，强调诸如“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等一系列民法原则。而法学界对经济法性质及其归属的认识却大相径庭，有的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有的认为经济法是“跨越公法与私法并含于其中的法律”；有的则突破了传统的私法的划分，认为经济法是属于独立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大法域。无论对经济法的归属如何确认，它不属于传统的私法当无疑义。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保险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2003〕117号

各保监办，各保险公司：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3]22号）精神，结合保险业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保险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保险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意义。保险业突发事件是指与保险业相关的、突然发生的，且严重影响或危及保险业正常运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社会安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以及其他事件。保险业突发事件，往往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国内外舆论的热点。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保险监管部门以及保险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近几年来，特别是防治非典型性肺炎斗争以来，保险业新闻报道工作不断改进，较好地引导了社会舆论，发挥了明显的宣传作用。但是个别单位也存在对宣传工作重视不够，指导不力的现象，使保险业的形象受损。各保监办、各保险公司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保险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二、保险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总的原则是：及时主动、准确把握，正确引导舆论，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切身利益，有利于保险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三、加强保险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涉及到全国性的事件，在中国保监会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保监会办公厅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发布工作统一由办公厅新闻信息处归口管理。保监会办公厅要及时掌握信息，分析情况，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协商，提出报道意见，组织报道工作，协调解决报道中的问题，并对新闻稿件进行认真审核，难以把握和特别重大的问题要及时向会党委报告。保监会负责处置突发事件的有关业务部门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主动配合，对新闻报道工作提出建议，并对新闻稿件进行认真审核。涉及到地方性的突发事件，各保监办要按照保监会办公厅对全国性影响事件处置的程序和办法，积极应对，同时将新闻报道意见向保监会办公厅报告。对于各类突发事件，未经授权或组织同意，保监会机关及各派出机构、各保险公司和各级行业协会、学会的人员均不得个人接受媒体采访或在媒体上发表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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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建立和完善保险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制度。各保监办和各保险公司要增强新闻意识，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切实履行新闻发布的责任。可以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答记者问等形式，优先安排、接受中央和省级新闻媒体的采访。对蓄意封锁消息导致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引导不力而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单位，要严肃追究主要领导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六、保险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要区别情况，分类处理。对于因政策调整、经济形势变化和经营失误造成保险公司出现严重危机，引发大规模退保和群体性事件，影响保险市场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事件，所涉及的保险公司要在6小时内报告保监会，保监会要在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同时，立即启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应急机制，协调组织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进行正面宣传；对于因保险公司产品缺陷、营销失误、服务不周而造成的群体性退保、上访等影响较大的事件，所涉及的保险公司要在12小时内报告保监会，由保监会办公厅组织有关保监办、保险公司制定处置方案，并协调中央和有关省市主要新闻媒体进行报道；对于因保险公司产品、服务等方面引发的纠纷，所涉及的保险公司要在24小时内向保监会当地的派出机构报告，由当地的保险监管机构组织新闻报道；对于个别新闻单位对保险公司的恶意炒作，有关单位要在24小时内向当地保险监管机构报告，各保监办在汇总有关情况向保监会报告的同时，积极与各级宣传部门协调，通报情况，提出意见，配合落实。有关保险公司要积极与新闻单位沟通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七、保险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要讲究方式，注重效果。要坚持团结稳定、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一般性事件，保监会办公厅、各保监办和各保险公司，可在本级党委的领导下，自行同新闻单位协调报道；重大、复杂、敏感的事件，要及时报告上级党委，授权中央、省级主要新闻媒体或指定披露信息报纸发布消息；不宜公开报道的可通过新华社内参反映；要高度重视互联网上的报道，确保舆论及时畅通。

　　八、保险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要认真总结经验，探索规律，适应保险业发展的现状，不断改进和完善保险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等制度。保监会系统、各保险公司负责新闻宣传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要切实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业务建设，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OO三年八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