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自认

杨亚新

　　(一)自认的概念和特征
　　1．自认的概念。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他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承认其为真实或者对他方的诉讼请求加以认诺的意思表示。
　　自认作为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得并不全面，只对诉讼请求的自认作了特殊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这一缺陷进行了弥补，对事实的自认也作了明文规定。该《意见》第75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但是，不足的是民事诉讼法和《意见》对自认的规定仅仅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述，过于笼统，给实践操作带来不便，需要尽快地加以完善。
　　根据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构成一项自认，必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1)自认的主体只能是当事人。这里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和法定代理人。除此以外的人对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所为的承认或陈述并不具有自认的性质。(2)自认的内容是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为真实或者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加以认诺。这里的不利于自认主体的事实是由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而不是由自认主体本人提出的；必须是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对己不利的事实而不是有利的事实。(3)自认必须为明确的意思表示。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为真实或者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认诺，必须以语言或书面的形式明确地积极地作出，而不能以消极地沉默为自认。
　　2．自认的特征。自认是诉讼当事人依其自由意志，承认不利于己的事实为真实或认诺对方主张的诉讼请求。自认具有两大基本的特征，即不可分性和不可撤销性。
　　1)不可分性。自认的不可分性是指自认不得加以分割而作不利的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不是自认，应当从整体上加以观察，不能断章取义，而作出不利于陈述者的认定。比如原告向法院主张说，被告曾于某年某月某日向其借款1万元，至今还有5 000元未还，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被告辩称，他确实向原告借过1万元，但已于诉讼开始前全部偿还。在这里，法院不得只选择前半句而认定被告还未还款。又如某被告向法院称，其曾向原告借款1万元以应急需，但因对方要求利息过高而作罢。在这种情形下，法院也不得选择前半句而认定被告已有自认。
　　2)不可撤销性。自认的不可撤销性是指自认一经作出，就产生效力，不得随意加以撤销。自认是一种不利于己的承认行为，而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理智的头脑清醒的当事人不会对不存在的不真实或者杜撰、编造的事实或请求加诸于自己头上，因此，法院认定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为真实，而免除对自认的事实负有举证负担的一方当事人的责任。因此，当事人要充分认识到自认的后果，一经自认，不得翻悔。“自白作为一项重要的有拘束力的诉讼行为，要求当事者必须慎重而且负责任地作出决定。”但是，对自认的不可撤销性也有例外，即在证明了自认不仅违反了真实的情况，而且当事人是基于错误才作出自认的，可以撤销自认。
　　(二)自认的分类
　　1．根据自认作出的时间和场合的不同，可分为诉讼上的自认与诉讼外的自认。诉讼上的自认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所作的承认对方所主张的事项为真实的意思表示，又称为审判上的自认或裁判上的自认。诉讼上的自认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和约束法院、当事人的效力。
诉讼外的自认是指在诉讼过程之外所作的自认，因而也称为审判外的自认或裁判外的自认。诉讼外的自认，在其作用和效力方面，与诉讼上的自认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诉讼外的自认不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果，而只能被容许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加以使用。
　　2．根据自认的客体的不同，可分为对事实的自认与对诉讼请求的自认。所谓对事实的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他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承认其为真实的意思表示。对事实的自认，从法律效力上来说，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作用，并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拘束力。而对诉讼请求的自认是指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即某种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之主张予以承认的意思表示。对诉讼请求的自认也能产生拘束法院的效力，但与对事实的自认要求法院须以自认的事实为裁判的依据不同，诉讼请求的自认要求法院据此作出于自认者不利的败诉裁判。
　　各国民事诉讼法一般对事实的自认与对诉讼请求的自认作分别规定，并在称谓上有所区别。对事实的自认，通常称为“自认”，而对诉讼请求的自认通常称为“认诺”。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诉讼理论将二者统一纳入当事人承认的范畴，作为当事人陈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规定。
　　3．根据当事人的自认是否附加限制为标准，可分为完全的自认与限制的自认。所谓完全的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所主张的事实全部予以承认，又称为无条件的自认。而限制自认并非是无条件的，相反是有条件的，它是指当事人一方承认对方所主张的事实时附加一定的限制条件，故又可称为有条件的自认。限制的自认主要有两种情况：(1)当事人一方在承认对方所主张的事实时，附加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例如，被告依原告之主张，自认有借款之事实，但同时又主张业已清偿，其业已清偿的主张即为附加的独立防御方法。(2)当事人一方对于他方所主张的事实，承认其中一部分而争执其他部分。例如，原告主张被告曾借款1 000元，被告只承认曾借款500元，在附加限制的情况下，仅在当事人双方之陈述相互一致的基础上方可成立诉讼上之自认。
　　4．根据当事人是否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为标准，可分为明示的自认与默示的自认。所谓明示的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所主张的事实，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明确表示承认的意思表示。而默示的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所主张的事实，既未明确表示承认，也未作否认的表示，而法律规定应视为自认的情况，又称为准自认或拟制的自认。例如，在一起案件中，作为诉讼一方的一个拍卖商曾签发一份明细表，其中讲到某些货物是一位破产者的财产。基于这一事实，法院认为，诉讼的另一方没有必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货物的主人已破产。默示的自认发生明示自认的效力，不过，不争执的当事人于言词辩论终结前或在第二审仍得以言词或书面予以追认。
　　(三)自认的效力
　　对自认的效力的讨论可以区分为诉讼上的自认的效力和诉讼外的自认的效力来进行。诉讼外自认仅是一种证据，其证据力如何，应由法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斟酌情形加以判断，且通常非经当事人援用，不得将其作为裁判之基础。“诉讼外之自认，仅为证据之一种，并无诉讼上自认之效力。该项自认，纵使与他所主张之事实相符，仅可为法院依自由心证认定事实之资料，亦即其证据力如何，应由法院判断之。他造得援用此项自认为证据，并非因有此项自认而毋庸举证。”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区分诉讼上的自认与诉讼外的自认， “但从该解释(即《意见》——引者注)本意及解释内容看来，它仅指的是诉讼上的自认，也就是说我国立法上至今并不承认诉讼外的自认在诉讼上具有直接证明效力。”而诉讼上的自认的效力与诉讼外自认的效力有着明显的不同，具有毋庸举证，拘束双方当事人和法院的效力。
　　1．具有毋庸举证的效力。即当事人一方对于对方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而为自认时，对方得因此免除对该主张的事实所负的举证责任。“自认发生毋庸举证之效力，亦即对于他造主张不利于己之事实而为自认或不争者，他造因而就该项之主张，得免除举证之责任。”
　　2．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一方面，作出自认的一方当事人应受其自认的拘束，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不得任意地予以撤销，即使案件系属于二审或再审，亦不得随意地撤销其在一审中的自认。另一方面，对方当事人也应受自认的拘束。一般来说，自认的事实是对对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因而很少出现该当事人对自认的事实争执的情况。但是由于诉讼的展开具有多种可能性，某个阶段对于对方当事人有利的自认后来却变成不利因素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当事人也不能随意地撤回其已被自认的主张。
　　3．对法院具有拘束力。经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法院应认定其为真实，并将因自认而使当事人相一致的主张作为裁判的基础，无须另行调查证据。自认的效力不仅拘束本案的法院，还对其上级法院构成拘束。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自认所作出的裁判，如果处于确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受不利判决的当事人不得提出上诉。即使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申诉也不得为与自认事实相反的主张。因此，上诉法院裁判的结果，除非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必须维持原审法院的裁判。
　　(四)自认的撤销
　　自认的撤销是指自认所生之效力被当事人所撤销。只有明示的自认才存在撤销的问题。一般来说，自认一旦作出，具有不可撤销性，但是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主张撤销自认：(1)自认的当事人，证明其所作的自认系出于错误而不符合事实真相的。(2)对方当事人同意撤销的。(3)自认系被诈欺、胁迫或者因他人具有刑事上应受惩罚的行为而不得已作出的。(4)诉讼代理人代为自认，本人知悉后立即撤销的。(5)自认与法院知悉的情况正好相反的。
　　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形，有学者提出批评：“所谓‘能证明与事实不符，且系出于错误而自认者’云云，一若虽与事实不符，亦有非出于错误者，则纵能证明与事实不符，如非另行证明出于错误，亦不得予以撤销然。”对于自认因上述情形之一撤销后，具有何种影响或效力，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裁定。


北安法院 杨亚新
用税法理论分析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与破产债权分配顺序的不合理性

靖江市人民法院 刘汉江


我国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该条规定了企业所欠税款优先于破产债权受偿。在企业财产足以同时清偿税款和破产债权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明显，反之，当不能同时清偿时，就有可能带来税款得以清偿而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下面笔者就从多个角度谈谈规定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与破产债权先后顺序的不合理性。
一、从税法上的“可税性”谈该顺序的不合理性
税收在各国财政收入中的至尊地位，已使现代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税收国家”。由于国家征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体财产权的损益，关系到国家能力的强弱和国家行为的合法性，甚至在一定时期会严重影响民生与国计，因而不可不慎。征税要考虑经济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税法原理上称之为“经济上的可税性”，征税还必须考虑其法律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称之为“法律上的可税性”，征税是否合理，不仅应看经济上的承受能力，还应看征税是否平等，是否普遍等。征税是否合法，不应仅看是否符合狭义上的制定法，而且更应看是否合宪，是否符合民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根据国内外的立法实践及税法原理，在国家确定征税范围时，主要考虑的是两个基本的因素：即收益性和公益性，是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国家对某个主体及其某个行为是否应当征税，即他们决定了某个课征对象是否具有可税性。从各国税法在确定征税范围的共性方面，不难抽象出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收益性（他在很多情况下与“营利”性密切相关）。邓小平同志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发展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的一番话从一个侧面说明税收活动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只有当存在收益时，才能存在收益的分配问题，同时，也只有存在收益，在理论上才可能有纳税能力，而只有向有纳税能力的人课税时，这种课税才是合理的，同时，也才是合法的，从而也是可税的。破产企业在破产时一般都是因经营亏损，资不抵债，根本谈不上其有收益，根据以上税法理论，如果再对其征收税款，显属不合理，即使是征收所欠税款，因公平原则是税收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国家征税要使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其目的是在社会的全体人民之间比较公平地分配社会的收入与财富，因此再向破产企业征收所欠税款，既不符合税收原则，也不符合税收目的。
二、从税收法律关系来看该顺序的不合理性
1、税收的本质
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相互缔结的契约；当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产生以后，人民与国家又缔结了一个规定彼此基本权利义务的契约，这就是宪法，其中有关税收的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契约”。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税收是人民获得国家保护所应付出的代价；国家征税和人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通过这种“自愿”进行的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公共需要论则认为，由于人民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公共需要”无法通过“私人生产部门”来满足，只能由“国家和政府”作为集体的代表来承担公共物品生产者的责任，其资金即通过税收制度来筹措。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则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虽然，马克思也指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即税收——引者注），又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纳税人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的对应。但是，在过分强调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情况下，纳税人的义务被“充分”强调，而与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国家的“义务”被弱化，甚至忽略；导致了在税收活动中纳税人与国家（及其税收征管职能部门）法律地位的极度不平等。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税收学说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述税收的缘由，从而说明税法的本质；而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却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而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有效的满足。由此来看，后者应该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所以，在“人民主权国家”思想总的指导下，贯之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笔者将税收概念定义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该活动的依据就是国家与人民订立的“税收契约”，本质是国家与人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
2、税收法律关系体现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
契约精神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包括了自由、公平和人权等价值内涵。由于前述原因，传统税法学显现出“不平等”、“强调义务”等明显表征，对税法之本质偏差较大，故笔者提取出契约精神内涵中对传统税法学具有根本改良意义的公平价值加以探讨；而公平价值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平等原则。
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相比，税收或税法对契约精神的贯彻应当更为直接和深刻。
税收法律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其中，①②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③④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下面，笔者就第一层税收法律关系分析其中的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
1．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就已经是对传统税法学认为的“纳税人又称为义务主体，征税机关又称为权利主体”观点的突破。纳税人因其公法上债务的清偿——纳税，不仅享有要求查询和对纳税信息保密等程序上的权利，还享有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产生的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性权利；征税机关同时也就负有相应的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
既然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其具有公法性质，但也不可避免地内涵有“平等”的因素。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中阐明。
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税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如果不考虑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的话，税法的行政法属性更为明显。而在行政法领域，早就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
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讨论对我国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向“服务与合作”观念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了在行政法领域引入“契约精神”的可能甚至必要。有的行政法学者就论证了“行政法领域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精神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浓重；基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的可变性需求，随着契约原则的普遍贯彻和契约精神的扩张，通过“社会合意”建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毋庸质疑，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必然也属于为契约精神所渗透的范围。
概言之，人民根据宪法性税收条款，同意并实际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给国家，正是为了使国家（通过政府）能够运用集体力量来保护人民所有的更为重要的其他权利；而人民实际上在因这种保障而产生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状态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补偿——即获得了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角度来看，人们原本是分别运用自己独自的力量来专门保护也只能保护自己的，这部分力量成为人们必要的利益支出的一部分，但这种保护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税收使得人们用于自我保护力量消耗的那部分利益集中起来汇合成为集体力量；更何况，这一集体力量还发挥了远远超过“保护”的作用——即成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来源。因此，集中起来的资源就比分散于纳税人手中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税收的交换学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纳税人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
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根本内容就在于：经由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建立其相互之间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关系所内涵的“契约精神”要求在调整纳税人分别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贯彻和体现“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因此，就税收征纳关系来讲，企业所欠税款应该将其看作一种企业与国家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债权债务关系与企业和其他人（法人、自然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当有所区别，因此，在破产财产分配时，不应当规定先后分配顺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破产企业的所欠税款，国家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减免，在没有减免依据的情况下，也不应该规定其与破产债权的先后分配顺序，只能与破产债权一起参与破产财产分配。